宋代茶文化的历史趋向.docVIP

宋代茶文化的历史趋向 苏东波在贬谪到广东惠州期间写有《种茶》、《和陶归园田居六首》和《和陶和刘柴桑》等诗，诗中苏东坡描述了自己移栽茶树到白鹤岭，观察茶树发芽，并亲自采摘紫笋茶煎泡等景象。宋越州人李光被贬谪至琼州，在海南岛住了六年，长期过着食无鱼肉的艰苦生活，但坚持种植各种果蔬自养，亦有种茶和饮茶，在他的《五月望日市无鱼肉老庖撷园蔬杂以杞菊作羹戏成三绝》一诗中写有“疏簾冉冉度茶香，日午谁陪竹户凉。陋巷箪瓢已清绝，更将诗句搅空肠。”宋韶州人余靖在《和伯恭自造新茶》写道，“郡庭无事即仙家﹐野圃栽成紫笋茶”，描绘了自家园圃种茶的情景。又如南宋永嘉县人陈鹏飞被贬谪惠州时，在《惠州作》一诗中写有“手撷春畦爪甲香，黄荑紫筍快先尝”，描述了他在惠州舍人巷居住，园圃中种有茶树，能在茶叶采摘后第一时间品尝到新茶。再如宋南海人赵时鏦在珠海居住时，写有《茶田吐翠二首》一诗，描述了珠海黄杨山上的茶田景象，“十亩茶田翠色浓，春风吹到叶葱茏。朝朝灌下清泉水，采撷嫩芽产亦丰。黄杨山上水清清，烹了浓茶味最馨。今日逃臣伤乱世，一壶对饮论枯荣。” 同样的还有陈中孚在《茶岭》一诗中记载海南茶岭茶树的景象，“天柱峰头拨晓云，灵芽一寸得先春。紫芹绿笋方知贵，雷发枪旗未足珍。”在烧水备具方面，例如宋东莞人赵必王象《和同社钱梅》写有“呼童涤茶皿”，在《避地惠阳鼓峰用徐心远韶》写有“风供松叶暖茶灶”；又如南宋琼州人白玉蟾在《清胜轩夜话》一诗中写有“茶铛无火召玉童”；又如南宋诗人杨万里曾任广东提举常平茶盐公事、广东提点刑狱，任职期间写有饮茶的诗句，如在《二月一日雨寒五首》中有“茶瓯火合对炉熏”；宋越州人李光被贬琼州期间，写有《即事十二首》，其中有“旋添活火待煎茶”；宋番禺人李昴英在《蒲涧山行宿景泰呈诸友人》中有“旋摘新芽拨涧泉”。宋东莞人张登辰在《茶磨》一诗中写有“枯叶旋煎鱼眼水”。在烹茶方面，如白玉蟾在《赠卢隐居》一诗中写有“且自烹茶学玉川”；又如苏东坡在惠州度过第三个春节时，他在《新年五首》中写有“茶枪烧后有，麦浪水前空”，后被贬谪到儋州时，爱饮茶的他又写了《汲江煎茶》一诗，诗中描述了苏东坡在贬谪期间烹水饮茶，通过饮茶来扫除自己消极的情绪。李昴英在《碧霄》中有“茶烹石鼎抱茅烧”。 在茶汤方面，白玉蟾在《凝翠》中有“茗花涌白雪”，又在《题瓮斋》有“茗花浮枕斗清芬”；宋舒州人朱翌被贬谪到韶州，在韶州居住十九年之久，他在《元日登城》一诗中写有“春生茶碗结琼花”，又在《喜雪》一诗中写有“客从暖浮茶乳白”。在饮茶及体会方面，杨万里在《食车螯》一诗中写有“老子宿酲无解处，半杯羹后半瓯茶”。白玉蟾在《送郭进之》一诗中有“茶甘齿颊香”。宋南海人刘镇在《念奴娇》一词中写有“玉川风味如许”。宋诗人唐庚谪居惠州时在《杂诗二十首》中写有“南方禁太饱，茗碗直须宽”。宋李昴英在《满江红》一词中写有“却坐间著得，煮茶桑苎”，把自己比作陆羽，可见李昴英非常爱好烹茶和饮茶。 一、以茶修身：佛道普遍的修行方式 茶很早就已经传到广东并与宗教人士结缘，据《晋书》记载：“单道开，敦煌人也，……日服镇守药数丸，大如梧子，药有松蜜姜桂茯苓之气，时复饮茶苏一二升而已，……(东晋穆帝)升平三年至京师，后至南海，入罗浮山。”可知，敦煌人单道开入罗浮山修行，亦将饮茶的方式带到罗浮山。唐代僧人与道士好茶，因而促进了茶风，许多名茶的烘焙亦是出自他们之手。五代至宋禅宗独盛，禅僧对于茶的爱好一直延续，并更盛于唐，不仅僧人的日常修行生活、供佛、赠香客等离不开茶，茶亦是寺庙重要日常经济来源，成为普遍种植的经济作物之一。此外，茶有不发的茶性，对于修行僧人的欲望亦有所抑制，有助于修行悟道。通过宋代广东寺庙的僧人、道观的道士在日常修行生活中与茶打交道的过程，可以清楚地展现茶与宗教人士生活的密切程度。从相关史料可知，宋代广东寺庙和道观香火兴盛，发达的宗教文化将士人们津津乐道的品茶文化传向田野，走向大众，大大促进了广东茶文化的发展。茶与僧人的结缘由来已久，且一般来说，僧人饮茶之风较道士来得兴盛，从在僧家长大的陆羽撰写的《茶经》就可以知晓，料想陆羽应是受其师傅智积禅师爱好饮茶的习惯而被感染。僧家向来种有茶叶，如宋韶州曲江人余靖在《游水南寺》写有“双刹耸浮云，层轩绝世尘。松溪千盖雨，茶圃一旗春”(余靖.武溪集(卷1).四库全书集部)。据《景德传灯录》记载：韶州“则川和尚：师入茶园内摘茶”(《景德传灯录》第3册,卷8,《则川和尚》.四部丛刊三编子部)，写的是在韶州的白云寺、南华寺等寺院，向来有僧人开辟茶园种茶。在日常修行过程中，以茶供佛和饮茶成为僧人的必修课之一，如东莞人李春叟在《题云溪寺》写有”杖屦前溪踏晓霜，僧茶那定搅饥肠”，又如在李昴英的《赠云峰演庵主》一诗中的“佛粘土壁煎茶供”。宋时，文人到访南华寺，寺院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