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营救目的实施的逼供行为之法律效果——以欧洲人权法院G？fgenv.Germany案判决为例.pdfVIP

基于营救目的实施的逼供行为之法律效果 ———以欧洲人权法院Ｇｆｇｅｎｖ．Ｇｅｒｍａｎｙ案判决为例 艾　明 摘　要：在欧洲人权法院看来，基于营救目的实施的逼供行为违反《欧洲人权公约》第３条，应当 排除被告人于审前程序作出的所有认罪口供。在被告人于庭审时重新作出认罪口供的情况下，欧洲 人权法院认为，以不人道待遇获取的认罪口供糐生的实物证据可以不排除。内国法院使用这样的实 物证据用于检验该认罪口供的真实性并未侵犯被告人不自证己罪的权利和公平审判的权利。 关键词：营救目的　逼供　不人道待遇　不自证己罪　公平审判 一、问题的提出 　　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４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事诉讼法＞的决定》，新《刑事诉讼法》第５０条不仅重申“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 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而且于此规定后新增订“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进一步地，新《刑 事诉讼法》第５４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 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 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 以排除。”联结该二条款分析可见，新刑事诉讼法已将“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 〔１〕 法方法收集证据”的规定由训示规定转变为效力规定， 从而加大了对违法侦查行为的制裁力度。 然而，就某些特殊案件的侦查实务而言，例如绑架人质案件的侦查，如先期落网的嫌犯保持沉默， 拒不交待人质下落，而经侦查机关评估，人质因某种原因（如年龄、身体状况、气候等）可能陷入命在旦 夕的危险境地，在此情况下，侦查人员可否基于营救人质目的，对坚不吐实的绑架案件嫌犯实施逼供， 以获知人质下落？实务上，已有追诉官员面临此种困惑。例如，１９９２年底至１９９３年初，我国台湾地区 南投县曾发生一宗绑架人质案件，１名未满３岁的小男孩被绑架，绑匪勒索赎金５０万元。３名绑匪后 于约定地点取款时，被预先埋伏的警察逮捕，惟人质遍寻不着。小男孩被绑架时衣着单薄，适有一股 强烈寒流南下，小男孩双亲焦急异常，恐因耽误时机，小男孩会冷死或饿死。不过，无论检警人员如何 晓以大义，３名绑匪仍拒不交待。承办检察官十分苦恼，征询同事意见，同事均认为救人要紧，如果实  广东警官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本文为司法部２０１２年度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项目“审讯权力控制的新模式———公安机 关执法场所规范化建设研究”（编号：１２ＳＦＢ２０３４）的阶段成果。 〔１〕 关于刑事诉讼法上训示规定和效力规定的区别，可参见王士帆：“违反沉权告知义务之证据禁止———以德国法作比较观察”， 载《政大法学评论》第１２０期，第１７９－１８２页。 ·１７６· 基于营救目的实施的逼供行为之法律效果　　艾　明 在没有其他有效方法，不得已只好刑求。结果绑匪在被捕３日后才说出人质藏匿处所，警方立即出动 寻找，到达时，小男孩已经死亡，因为尸体上有蚊子叮咬的痕迹，而蚊子不会叮咬死尸，故法医判断，小 〔２〕 男孩是在警察找到之前才刚刚死亡。 概括而言，在这种情况下可能牵涉两类法律问题，一类是实体法上的问题，另一类是程序法上的 问题。实体法上的问题是：侦查人员实施的逼供行为能否基于营救人质目的而正当化？如何从法律 角度定性侦查人员的逼供行为？实施逼供行为的侦查人员是否需要被追究某种法律责任？国家是否 需要对遭逼供的犯罪嫌疑人承担赔偿责任？程序法上的问题是：侦查人员基于营救目的实施的逼供 行为是否构成诉讼障碍，从而导致整个程序的终结？侦查人员的此种作为是否侵害了犯罪嫌疑人有 效辩护的权利和不自证己罪的权利，从而导致损害公平审判原则？基于逼供行为得知人质下落后，侦 查人员在营救人质过程中发现的某些实物证据是否应当排除？ 应当说，在新刑事诉讼法将“严禁刑讯逼供”条款由训示规定转变为效力规定，引进“不得强迫任 〔３〕 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原则后，我国司法实务界有可能面临上述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