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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方式分析中国文化论文 目前，“中国模式”成为世界传媒热议词汇之一。那么，中国模式到底是什么，这种模式是否有样本意义，它如何发展而来，它的未来会怎样，却还鲜有深入透彻的系统研究。1994年林毅夫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一书中，从中国发展和转型的经验视角探讨了中国模式；库珀雷默通过多年对中国发展道路的研究，认为“北京共识”，也即中国发展的模式。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却认为“中国模式”一说不成立；而瑞士张维为教授却极力赞成“中国模式给解决世界难题带来了新思路新范式”。他从“中国的经济总量在过去的30年中增加了18倍”出发，认为中国模式是“最不坏的模式”，是政治上的有效政府、经济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宏观调控、文化上的自己文化的底蕴和中国文化的一种觉醒。目前比较认可的说法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华民族走出的一条后发国家的现代化之路，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把科学社会主义原则与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成果，也是一个不断探索、摸索、调整的社会科学课题。实践证明，这一理论体系与我国国情密切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已焕发出了更加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和感召力。当然，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还存在着许多需要继续改革的问题，应该说，对于中国模式的研究是人类在寻求一种解决生存困境方法的迫切要求。作为深层次的文化模式，是中国模式构建必须要考虑的要素。文化模式是指一切文化都是由各个不同的部分组成。文化之间的差异是整体的，价值观之间的差异是实质和核心。不同的文化人类学家对文化模式的理解也不同。持文化相对主义观点的本尼迪克特在1935年出版的《文化模式》中主张，文化模式是相对于个体行为来说的。她认为选择的行为方式，包括对待人之生死、青春期、婚姻的方式，以至在经济、政治、社会交往等领域的各种规矩、习俗，并通过形式化的方式，演变成风俗、礼仪，从而结合成一个部落或部族的文化模式。按照这种观点，文化产业的发展应该基于不同的文化特性选择适宜的发展模式，而不是如汤林森所说的那样以某种文化发展模式作为推行全球的“文化帝国主义”，也不是“欧洲中心主义”。下面笔者从文化发展历史着手，通过对其他国家文化产业发展模式的分析，展开对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模式的探讨，以期找到适合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独特模式。 一、文化产业发展的国际模式 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的不断深入，文化产业作为一种特殊的经济形态，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将其作为一个重要的产业门类加以统筹规划和重点扶持。但因战略目标与理念不同、分类标准不同、管理模式不同，文化产业发展模式存在着较大差异。总起来看，发展文化产业的基本思路大体有两类：一类是来自于对知识财产在未来经济发展中战略性地位的自觉认识而出现的版权产业、创意产业和内容产业，以美国、英国、日本为代表，它们以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利用为战略基础；而另一类则是认识到文化产业在产业结构中的基础性和较大的关联性而大力提倡文化产业发展，主要以韩国为代表，它以法律高度来推进文化产业，尤其是影视业和旅游业的发展。我国文化产业作为当前“调结构、扩内需、保增长、促发展”的战略性产业，在国家规划中得到极高关注。基于以上两种思路，文化产业发展模式大体可以分为三种模式：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市场调节型；二是以英、法等国投入文化资源和财政资源为着力点的投入引导型；三是以韩日为代表的政策引导型。“市场调节型”模式，以美、加、瑞士等国家为代表。这种模式反对政府对公益性文化设施的过度干预，注重民间力量和市场作用，奉行“小政府、大社会”的原则。“投入引导型”主要以法国、英国等国家为代表。政府对文化发展高度重视并提供资金保障，对一些国家文化机构、团队以及与国家有合同关系的文化团队，每年给予固定补贴，金额逐年增长，在国家经费预算中所占比例也在逐年提高，并已稳定在1％左右。而且政府对文化的投入采取直接拨款方式。“政策扶持型”主要以韩国和日本为代表，强调实施国家扶持的发展战略，在政策、法律、金融和税收等方面大力支持文化产业发展。韩国自正式提出“文化立国”战略以来，先后制定了《文化产业发展五年计划》、《21世纪文化产业设想》、《文化产业发展推进计划》、《电影产业振兴综合计划》、《文化产业振兴基本法》、《影像振兴基本法》、《著作权法》、《电影振兴法》、《演出法》、《广播法》、《唱片录像带暨游戏制品法》等，为韩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制定“游戏规则”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日本政府从2000年后就开始重视文化产业。先后批准通过了《形成高度情报通讯网络社会基本法》、《文化艺术振兴基本法》、《文化产业促进法》。现在该法已被广泛使用并初见成效，文化产业正以带动日本经济增长的新型产业而受到高度重视。可见，任何一种文化发展模式都是基于不同的文化模式和发展目的而逐渐形成的，也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