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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探现代产权理论在我国环境治理中的作用 摘要：在一个交易成本不为零的现实世界里，不同的权利界定会带来不同的效率配置，科斯的现代产权理论为解决市场的外部性问题提供了全新的方法论。从我国产生环境问题的主要原因来看，解决我国环境问题的根本途径是进行环境产权的改革。在承认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的大前提下，对我国环境资源的保护进行产权重构和完善。 　　 　　　　 关键词：环境问题；产权界定；交易成本 　　一、产权制度的诞生 　　 　　现代产权理论来自于美国芝加哥大学的著名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的“科斯定理”，最早是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施蒂格勒在1966年出版的《价格理论》一书中首先提出来的。科斯在其诺贝尔奖获奖演说词《论生产的结构》中对“科斯定理”是这样概括的：“在交易费用为零的世界里，当事人各方之间的谈判将会导致带来财富的最大化的制度安排，而这种状况与权利的初始配置无关。”但我们生活在一个“真实的世界”里，因此“我的结论是，让我们来研究正交易费用的世界”。我们生活在一个交易成本不为零的现实世界里，不同的权利界定会带来不同的效率配置。因此，产权的界定和交易成本的高低对市场的运行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可以讲，科斯定理是产权经济学创建和发展的基础，为解决市场的外部性问题提供了全新的方法论。 　　 　　二、产权不明晰带来环境恶化的负外部性问题 　　 　　美国学者哈丁在其论文《公共地的悲剧》中这样描述：在一片公用的草原上，牧民被允许把自己的私有牲畜在草原上放牧。每个牧民都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因此他会尽可能地增加牲畜的数量来获得最大的收益，但因此带给草原的损害却由大家来承担。结果，随着时间的流逝，牧场会退化，直至消失。这个“公共地悲剧”可以很好地来描述经济学中所讲的外部性问题。所谓外部性就是指私人成本不等于社会成本。在公共地悲剧中，私人成本低于社会成本，多出的部分由社会来承担，即经济的负外部性。现实中，环境污染问题就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外部性的例子。在缺乏相应约束机制的情况下，一个工厂为了私利会使其不顾污染地进行生产，因为排放的空间是共有的。亚里士多德说：“许多人公用的东西总是被关心的少，因为所有人对自己的东西关系都大于其他人共同拥有的东西。”自然资源的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是我国环境污染产生的重要的制度原因。长期以来，自然资源的公有产权归属模糊。虽然《宪法》第九条规定了“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我国立法中存在资源的集体所有，但在实际中却被国家所有权吸收，有名无实），但在实际中，这种抽象静态的“公有权”缺乏可操作性，在地方上蜕变成了地方所有，部门所有，条块分割，缺乏配套的环境管理机制和权力监督机制，造成监督乏力，资源被破坏性地开发和利用，甚至变成了权力寻租的工具。自然资源被低效率地配置和使用，进而造成环境的浪费和严重污染，在改革开放以后这一恶果显现得尤为明显。可以讲，产权的缺失是造成我国环境问题的主要原因。 　　三、产权的界定为解决环境的外部性问题提供了途径 　　 　　科斯定理对我国的环境资源的保护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首先，他告诉了我们产权的重要性。产权具有两大功能，激励功能和约束功能。所谓激励功能，是指产权的排他性可以使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市场主体得以独自享有基于对物的占有、使用和处分而产生的收益。所谓约束功能，是指其他主体必须尊重产权所有者的权利，不得侵犯其劳动成果和资产收益，这也是产权的排他性的必然结果。尤其对环境这样外部性非常强的产品，产权的约束功能更是不可缺失的。 　　环境污染长期得不到有效的治理，关键就在于产权的约束功能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长期以来，在我国环境资源的利用和保护中，国家固守着“纯正”的公有制，而忽视了对产权的理解和运用，缺乏高效率的资源管理体制，所有权的行使被异化。法律没有明确中央、地方政府、资源管理部门以及公民的权利义务关系，国家所有权实际上被架空，其本应具有的排他性分散，而变成了非排他性。虽然国家为了维护资源的公有性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但我国的环境治理现状已经清楚地说明了现行管理体制的失败。因此必须从产权制度入手改革现行的环境管理体制，使对资源关心的重点由国家向“大家”转变。 　　产权经济学认为，一切市场交易都是权利的交易。权利应具有排他性和可让渡性。这是资源进行流转进而达到最优配置的前提条件。产权交易应当是市场完善的一个重要标志。在这个意义上讲，环境问题不仅仅是市场失灵产生的，在很大程度上应该是市场不完善造成的，由市场失灵导致环境恶化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在我国环境资源管理中，所有权的性质决定了所有权在目前的指导思想和体制束缚下是不可能进行市场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