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诈骗共同犯罪的实践难题及合理解决.pdfVIP

保险诈骗共同犯罪的实践难题及合理解决 孙万怀 摘 要：保险诈骗共同犯罪的认定在司法实践中问题丛生。在很多案件中，无身份者往往对于制造保险事 故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如果对有身份者和无身份者分别定罪，则会导致身份、作用的相互渗透性在定罪量刑 过程中被忽略。 《刑法》第198条第4款仅是提示性规定，并非对共同犯罪一般规定的修改。这一认识维护了刑 法体系性、协调性，且不影响其他金融诈骗犯罪的共同犯罪的判断，更避免了司法者在罪名判断上陷于困惑。 “对结果之原因的支配”理论把握了身份犯的实质，有益于解决正犯中的判断及认定问题。在保险诈骗犯罪中， 无身份者如果仅仅实施了 虚“构事实”的行为，则只能构成保险诈骗罪的帮助犯。 关键词：保险诈骗；共犯；身份；提示性规定 作者孙万怀，华东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 1762年英国艾克伊达布保险公司的成立是现代保险时代开始的标志，但公司成立当年即遭遇 一桩保险诈骗案。有位名叫伊里士的男子，怂恿其养女向该保险公司投保 1000英镑的人寿险而后 将养女毒死，继而伪造遗书指定伊里士本人为继承人。在保险理赔过程中，艾克伊达布保险公司认 定遗书存在伪造的可能性，由此控告伊里士。后伊里士被判处死刑。这是近代以来生命保险第一桩 保险犯罪案。[1]保险诈骗犯罪从一开始就显示出两个基本特征：一是保险诈骗犯罪往往以其他犯罪 为手段，即通过实施犯罪制造保险事故的方式实施保险诈骗；二是保险诈骗犯罪往往与共同犯罪 “挂钩”，尤其在利用财产保险的形式进行诈骗中，共同犯罪的特征更为明显。例如，在车辆保险诈 骗案中，犯罪分子为了能够 “恰到好处地”制造保险事故，为得到预期的赔偿金，往往分工协作， 环环相扣。2011年国内宣判的作案次数最多、涉案人数最多的保险诈骗案即为适例。[2]在当前司法 实践中，对保险诈骗共同犯罪中的正犯 实（质实行行为）以及分工地位的认定可谓问题丛生，以实 际案例为切人点谋求合理化的解决方案显然十分必要。 本文受 “高水平特色法学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工程 0（85工程）建*设项 目”资助并系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犯罪治 理控制与形势司法犯罪化的反思”项（目编号：11BFX1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见佚名：毒《杀养女索赔 生命保险首案》，载 《国际金融报》，2002年[1]2月7日。 该案是国内最大的汽车 “碰瓷”团伙保险诈骗案件 ，涉案人员32名，作案次数多达[2]280次。最终32名被告人均被认定为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而被判处3至8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参见中顾法律网：重《庆汽车碰瓷保险诈骗案近日宣判》，http:// /xsbh/tjzs/201103/1127136.shtml,2012年4月25日访问。需要说明的是，近些年来，车辆 碰“瓷”的案件普遍以危险 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来定罪。笔者对此深表疑虑，具体观点可参考笔者于2010年在 《现代法学》第4期发表的 《以危险方法危害 公共安全罪何以成为口袋罪》一文。 一、保险诈骗罪共犯范围的实践分歧及其解决 实践中保险诈骗犯罪常常以共同犯罪的方式出现，从现实性和危险性来看，其危害性往往强于 单独正犯。这是因为：“首先，从客观上来看，相互之间可通过功能与作用的分担，而使犯罪更容 易实现。其次，从主观上来看，参与者互为依托这种 群‘众心理’发挥作用，可强化犯意”。[3]共 同犯罪的本质就是各个参与人之间的行为相互利用、相互配合，从而形成一个整体。这一点不仅在 “犯罪共同说”的观点中得到体现，行“为共同说”的观点也认为：共同犯罪并不是指 “和法律构成 无关的事实上的、因果关系上的共同”，而是 “在实现各 自构成要件过程中的因果关系上的共 同”。[4]保险诈骗罪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但对其如何认定，却存在很大分歧。如有观点认 为：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为了骗取本单位的财产而与投保人相勾结时 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为核 心角色），首先在职务侵占罪或贪污罪的范围内成立共犯；在此限度内，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是实 行犯，投保人是帮助犯；但由于投保人另触犯了保险诈骗罪，故需要比较法定刑的轻重；如果保险 公司的工作人员只触犯职务侵占罪，而保险诈骗罪的法定刑重于职务侵占罪，在此情形下，对投保 人以保险诈骗罪论处较为合适；对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以贪污罪的共犯论处较为合适。”[5]而在司 法实践中，由于对 刑《法》第 198条第4款的理解不同，对无身份者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