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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社会化语境下矿业权法律属性考辨 郗伟明 摘 要：矿业权是现代国家基于矿产资源国家所有而通过行政许可方式设立的经济权利，自其产生以来便 蕴含着公权力因素。因此也导致学界对矿业权的法律属性争论不已。这种情形不利于矿业权市场的规范和引导， 进而引发矿业纠纷，也致使国家对矿产资源保护不力。本文通过评介矿业权性质争议，明确矿业权为经济社会 化条件下从事勘探、开采、销售矿产品的经济权利，在此基础上厘清矿业权与矿产资源所有权的关系，以利于 建立矿业权市场秩序，保障矿业产业政策实施。 关键词：矿业权；法律属性；经济权利 作者郗伟明，中国社会科院法学所博士后，山西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矿产资源是人类生存所必需的重要物质。随着现代社会持续快速发展，传统高消耗、低产出的 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难以为继，我国矿产资源的使用和管理体制也面临着变革压力。矿业法律制度 研究长期滞后，矿产权属性等许多基础问题尚未能有清楚论证，使相关理论无法承担对实际工作的 支撑功能。本文探讨现代社会化语境下矿业权的法律属性，以期明晰其中的财产权利因素和公权力 因素，从而对具体社会关系作出适当的法律调整，以实现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的目标。 一、矿业权的概念 一（）矿业权的法律概念 古罗马时，人们根据矿产资源是有形物的朴素认知，直接将其划人 “物法”的范畴予以认 识，[1]明确了矿产所有权属于国家。国家可以将矿产出租给贵族或私人开采，对开采的矿产，承租 人取得一半，另一半交给国家。在中国汉代，“汉武帝为了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抑制商人资本，将 盐、铁、酒等有关民生的产品，从煮制、冶炼、酿造直至销售，完全收归由国家经营管理，制订法 古罗马法对矿业权的归类，使人们在认识上留下其属于私权的早期印象，因为 物“法”、 “物权”等是近现代国家继受罗[1] 马— 德意志法律体系中民法的基本组成部分，属于私法范畴。但早期罗马法中的 “物法”与后世的 “物权法”调整对象已有了 较大差异。对 “物权”认识标准，经过了 有“体物”— 支“配性”— “对世性”几个发展阶段。现在，其划分标准早已潜在 地发生了转变，相应确定的物权内涵也在不断变化，而与以前的标准大相径庭。参见冉昊：《“对物权”与 对“人权”的区分及其 实质》，载 《法学研究》2005年第3期。 令严加限制私人经营。”[2] 随着人类社会普遍步人工业化阶段，矿产资源开采变得日益重要起来。一方面，矿物的开采规 模与开采范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而不断拓展，开采出来的矿产资源的加工、交换乃至跨国贸易也 日益频繁；另一方面，矿产作业对周边环境产生的影响问题日益为人所重视。与这些社会现实相适 应，各种与矿业相关的权利发展起来，“矿业权”的概念也随之开始发达。 迄今为止，各国对于 “矿业权”仍有不同认识。例如，澳大利亚将矿权分为三类：探矿权、采 矿权和评价权。日本矿业权包括钻探权 也（有人称为试掘权）和采掘权，[3]其中已取得钻探权的企 业对所探矿床的采掘享有优先权。此外，有学者还把探矿权分为采矿权、排他性探矿权和非排他性 探矿权；或者在上述三类权利基础上又增加矿产评议权。再者，另有传统认识不区分探矿采矿，总 括性规定矿权或矿业权，将矿产所有权、探矿权和采矿权等权利都包括在内。笔者认为，矿业权概 念和矿权概念不能等同，矿业权应由探矿权和采矿权组成，而矿权是因矿这一特定物而产生的各种 权利的集合束。 矿 业（）权概念在中国的出现也与工业化相关联。洋务运动后中国开始了工业化进程，矿产资 源需求迅速增长，带来了矿业活动激增。清政府于1898年颁布 路《矿章程》22条，最早提出了矿 业（）权的概念，并界定了地权和矿权的区别。中华民国时期，继承清政府 《路矿章程》而颁行了 矿业条例》。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颁布 矿《业暂行条例》，具体制度上大体继承民国时期的规 《 定，但明确禁止矿 业（）权自由转让。由于此时社会主义改造尚未完成，私人主体还被允许取得矿 业（）权。1965年再次颁布 《矿产资源保护试行条例》时，中国已实行计划经济，矿产资源归属国 家所有，也不允许通过市场进行交易。1965年 矿《产资源保护试行条例》中没有产权界定的内容， 只是对一些矿业工作注意事项的原则规定，本质上属于行政管理法范畴。 改革开放后，国家逐渐承认公私主体的独立经济地位，由此产生了产权主体的界定及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