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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投资规模和经济增长 ——基于三部门经济增长模型的研究 摘要：基于一个考虑人力资本外溢基础设施的增长模型，基础设施存量水平根据永续盘存法估算了我国的基础设施和私人资本存量根据教育年限法估算了我国人力资本存量最后，则利用主成分分析法估算了各种资本的产出弹性。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基础设施存量在改革开放后进入了快速增长时期，2001年后基础设施存量水平已经超过了存量水平。 JEL分类号：H42, O53, E01中图分类号：F812.45文献标识码：A 引言和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已有的全要素生产率（TFP）研究大部分证明了资本要素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高投资率是我国当前经济增长的特点，1978-1991年中国固定资本形成比例的平均水平为28.8%；之后继续高速增长在2008年达到43.5%。经济基础设施是指永久性的工程构筑、设备、设施及其为经济生产和家庭所提供的服务，具体包括公共设施（如电力、通信、管道煤气、自来水、排污、固体垃圾收集与处理）、公共工程（如大坝、灌渠、道路）以及其他交通部门（如铁路、城市交通、海港、水运和机场）等社会基础设施主要教育、医疗和卫生保健等。我国已连续多年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特别近几年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推出了庞大的公共投资计划。我国某些基础设施经历着“大跃进”式的飞速发展，部分基础设施出现了利用率不高的现象，与此同时很多私人小企业却难以获得贷款进行投资Aschauer（1989）基于新古典增长模型，利用美国时间序列数据研究了基础设施投资和私人部门产出的关系，认为基础设施推动了私人部门的经济增长。Fernald( 1999)、Roller和Waverman( 2001)以及Duggal等( 2007)的研究同样支持了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正面贡献。类似的证明了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正的外部性的研究还有Munnell（1990）、Hsieh(1999)、Hulten et. al(2006)等。但也有一部分研究认为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外部性贡献并不明显，如Young（1995）、Hulten and Schwab(2000)等。国内有关基础设施的研究，大部分集中于测算基础设施的产出弹性（Fan Zhang，2004; 范九利和白暴力2004等）。刘生龙和胡鞍钢（2010）基于我国省份面板数据验证了基础设施对我国经济的正外部性，相关综述可见李平等（2011）。以前有关基础设施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测算基础设施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Barro（1990）建立了内生增长模型，把“公共部门”引入到具有规模报酬不变的“AK”生产函数中，建立了一个以政府财政支出为中心的内生增长模型，并得到最优的政府财政支出规模。在Barro（1990）研究的基础上，Easterly and Rebelo（1994）、Devarjan et all（1996）研究了政府在教育、交通、国防等方面的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些模型和Barro（1990）相同三部门模型，区别在于这些模型考虑了不同类型的基础设施。这些模型不仅求出最优的基础设施数量，还得到了政府各项支出占据整个财政支出的最优比重。Aschauer在Barro（1990）模型基础上，建立了包括劳动要素和资本品折旧的内生增长模型，并求解出最优基础设施规模。Karras（1997）基于一个相对简单的模型，建立起最优公共资本应该满足的条件，通过比较私人资本和公共基础设施资本的边际产出是否相等来判断公共基础设施资本是否达到最优规模。基于Karras的模型，Oscar and Carmen（2002）也探讨了最优公共资本规模问题，他们放松了Karras模型中的关于生产要素不变规模报酬假设，在没有此约束条件的前提下推导出了和Karras的一样的最优条件。Shieh et al.（2006）在两部门模型下构建含有政府基础设施存量和私人消费的Ramsey模型，得到基础设施存量最佳规模的条件是基础设施和消费的边际替代率等于二者跨期的边际转换率。Karras（1997）、Oscar and Carmen（2002）、Shieh et al.（2006）的理论框架都是基于Ramsey最优增长模型，并将生产函数中的资本要素扩展为基础设施资本和非基础设施资本两部分。Hung et al.（2005）同样使用了考虑基础设施的两部门模型，但模型考虑了居民的跨期投资和政府的货币供给与资金的时间价值在利润最大化条件下求解出稳态时最优的基础设施存量与产出之比。Feldstein and Ha（1998）建立了含有电力、交通和通信三种经济基础设施投资的跨期一般均衡模型，使用墨西哥行业数据发现基础设施投资增加会带来产出的提高，但是增加幅度过大将造成投资过度引起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