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翻译学的重要一步.docVIP

英语知识 　　许钧等著的《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翻译对话录》是值得每一个从事文学翻译和关心文学翻译的人认真一读的好书。这本书并不教给你什麽，但是它开启了翻译的多种可能性，足以使你满怀信心地确立自己的选择。本书基本上是许钧先生访问国内二十位翻译家的笔录，取对话形式。许钧先生的地位是独特的，他是访问者，要通过精心设计的提问让被访者说出他们的想法，甚至想法后面隐藏着的东西；他又是一个平等的对话者，他有他的观点需要表达，有时甚至难免激烈然而礼貌的争论。这种独特的地位决定了本书的特点：既深入浅出，又生动活泼，既充满例证，又不离宗旨，既主客判然，又融融泄泄。为了一个明确的目的，围绕着一个确定的主题，邀请二十位译家一一对谈，历时三年，最后集于一书，这在国内恐怕还是第一次。 　　文学翻译有没有理论？文学翻译有什么样的理论？这是一个表面上解决了而实际上颇有争论的问题。出了那么多的“论”和“学”，要说文学翻译没有理论恐怕过不去；若说文学翻译有理论，可是一些自成一派的理论家却不能做一个胜任的翻译家。于是文学翻译就有一个实践问题，有实践而后才有理论，有多种实践就有多种理论，“文学翻译理论不应该有非此即彼的统一标准”，正是一个顺理成章的结论。这个看似简单的结论，得来却是不容易的。许钧先生的对话者绝大多数都是有成就的翻译家，也就是说，都是一些文学翻译的实践家，他们只是把自己信奉的原则娓娓道出，或辅以鲜活的例证，或进行理论上的阐发，显得那么谦和，然而却是坚定的，不像有的理论家那样咄咄逼人，在把自家的理论捧上天的同时，把别人的理论打入地，仿佛在翻译理论这片土地上必得有一个君临一切的国王一样。人类有翻译活动已是很久远的事了，罗马人从公元前三世纪开始，就大规模地翻译古希腊的文学著作，中国的《礼记》记载了公元前五、六世纪的口译（不排除笔译）活动，有文字记载的笔译佛经的活动则开始于公元二世纪中叶，翻译的历史可谓久矣！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是直译，还是意译，始终是翻译家们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到了今天，则进化为形似还是神似，更引而申之为语言学派还是文艺学派，至今未有一致的看法。然而奇怪的是，主张形似的或语言学派并不否定神似或文艺学派，主张神似的或文艺学派却往往否定形似或语言学派。在许钧先生与之对谈的翻译家中，除了个别的翻译家外，大多避免把自己划入形似派或神似派、语言学派或文艺学派，他们这样做是有道理的。在文学翻译的实践活动中分流划派，原本是从事文学翻译研究的人的一种追求简便的办法，在删繁就简之中难免留下或多或少的陷阱，从事翻译实践的人自然有所警惕，不那么容易入于彀中了。就拿直译、或形似、或语言学派来说，一个译者拿到一篇作品，他想把作者说了些什么和怎样说的传达给读者，他要考虑作者和原作的时代背景、文化特点和语言风格，他首先要保留的是原作的语汇、句式和结构，赖此传达出原作所包含的人物事实、作者的思想感情和文本的风格；他不能保留的，如区别中外语文的一些特殊的句式结构（包括文化）等，他必能采取适当的方式曲为表达。一种语言要安稳地到达另一种语言，必要经过“颠顿风尘、遭遇风险”的过程，然而毕竟是可以“安稳”到达的，须知在多数情况下中外文是一致或近似的，正所谓“天下文人之脑力，虽欧亚之隔，亦未有不同者”（林纾语）。有些情况需要变通的，无论什么样的译者都会变通的，决不会胶柱鼓瑟，弄出不通的中文来的。原文中的字有虚实，有音响，有色彩，有情调，句或简洁，或奔放，或舒徐，或繁复，篇章结构清晰紧凑，复杂多变，无奇不有，风格则或阳刚，或阴柔，或兼而有之，若说形似，须一一对应，谈何容易，远非字字对译或查查字典所能奏效。至于个别的表达习惯，例如法文的形容词一般放在名词后面，译成中文一定会把形容词放在前面，根本不涉及形似还是神似的问题。大体上的直译若不能做到文从字顺，只能说明译者的懒惰，或对祖国的语言的掌握还不到家，更何况还要传达出原作的精神，所以，受访的大部分翻译家主张“以形写神”，或者“形神兼备”，或者“形似而后神似”，而对“得意忘形”或“重神似不重形似”之说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茅盾先生称那种“字对字”的翻译为“死译”，说“直译的意义就是不要歪曲了原作的面目，要表达原作的精神”，我认为他的话是对的。真正的直译是即重形似又重神似的，不像意译派那样对原文要去粗取精，离形得似，完全置形似于不顾。实际上，所谓直译，并不像有些人以为的那样，是比着原文依样画葫芦，字字对译，毫厘不爽，似乎很容易，其实，直译比意译难得多，试想在有限的空间里惟妙惟肖地再现原文的风采，不许裁弯取直，不许绕过困难，不许离开原文做无根之想，还有比这更难的吗？真真是戴着镣铐跳舞啊。水天同先生说得好：“夫‘直译’‘意译’之争盲人摸象之争也。以中西文字相差之巨而必欲完全‘直译’，此不待辩而知其不可能者也。亦有两方语句，不约而同，顺笔写来，自然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