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求分类和分流处理——构建涉诉信访解决规范之道上研究与分析.doc

省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建立水土保持 诉求分类和分流处理——构建涉诉信访解决规范之道　　李文斌 　　有信访行为，就必有信访诉求。 　　涉诉信访之诉求，是涉诉信访人以法院受理的诉讼、执行案件为指向，不服生效裁判，或认为执行不作为、乱作为，或对案件承办人职业行为和职业品质提出质疑，要求案件承办单位或承办个人承担上述行为的政治、法律和经济责任之请求。涉诉信访诉求从初访到息访，随着处访时间的推移和处访过程的演进而不断发生变化。变化的主要特点有二：一是诉求值增加;二是诉求量扩展。诉求值增加，即单个诉求增加诉求值，从初访的低要求，提升为高要求，从正常要求附加上非理性要求;诉求量的扩展，即增加诉求数量，从单个或仅针对诉讼案件提出诉求发展为超出诉讼案件范畴的、不属于法院职权处置的多种社会性诉求。无论是诉求值的增加，还是诉求量的扩展，都将增大息访难度。 　　现行涉诉信访的处理，是以信访人确定涉诉信访个案，以被访对象——法院作为处访主体，而不是以诉求指向确定信访个案并确定接访、处访责任主体，因此无论是属于法院职权和职责范畴处理的诉求，还是不属于法院职权和职责范畴处理的诉求，都由法院接访并 捆绑处置。事实上，法院除能解决诉讼案件以内的涉诉诉求以外，由于并不承担，也无能力承担其他社会职能，为达到涉诉信访个案息访目的，一方面迫使具有独立行使审判权的法院，放下法律尊严的架子，寻求其他社会管理部门的协助，涉法诉求和其他信访诉求都混同用行政方式解决，不仅其他信访诉求不能用司法审查做出终局性结论，连同法院已经终局的裁判也失去了终局性，重新回归纠纷状态，甚至是更加冲突化了的社会矛盾和纠纷;另一方面因受制于部门帮助的力度，造成法院处理涉诉信访异常困难，产生大量缠访、闹访事件，既困扰党委和政府正常的社会管理，又严重干扰正常司法和执法，严重损害司法权威。 　　本文根据对涉诉信访诉求的实证分析，非难捆绑处置涉诉信访之方式，拟将涉诉诉求进行分类，并提出按照诉求指向，依据不同职权和职责分流处置的建议，求教于同仁。 　　一、个案——探析诉求变化和特点 　　案例A 孙某丈夫2004年5月10日患感冒，在彭某所开个体诊所就诊，因药物过敏而死亡。检察机关以彭某犯非法行医罪，提起公诉，孙某和女儿等一并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法院审理认为“彭某有行医执业证照，未年检是行政违法行为”，故不构成非法行医罪，检察机关随之撤回起诉。孙对检察机关撤回起诉表示强烈不满，纠缠检察机关，同年11月22日检察机关再次以彭某的行为构成非法行医罪，向法院公诉。法院在审理中，就民事赔偿部分组织孙某等与彭某等达成调解，彭某赔偿6万元;之后法院以医疗事故罪判处彭某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 　　判决后，彭某未提出上诉，但彭某因服刑没有履行达成的赔偿调解协议。 　　孙某以彭某赔偿没有按期到位，提出调解反悔，同时认为对彭某刑事判决“定性错误，判刑过轻”，开始到各级机关上访。其上访最初诉求是：案件再审;赔偿款执行到位。 　　孙某的不服获得检察支持，检察机关对该案提出抗诉，致法院启动再审程序。再审时，对彭某的刑事部分“维持原判”，民事赔偿在彭某亲朋的帮助下到位3万元。 　　孙某对再审不服，继续上访，同时新增加两个诉求：一是为女儿筹措5万元(含执行款3万)治疗眼疾;二是为孙某安排岗位，解决生活出路。孙某的信访诉求在基层法院和中院没有得到满足，孙进京上访，县乡领导多次接访，孙于是又增加一个诉求，即追究法官错判责任，同时增加治疗女儿眼病诉求值，由原来的5万增加为10万元。 　　该信访案历时5年，信访诉求量从最初的2个逐渐增加为5个，其中的单个诉求值从5万增加到10万。 　　案例B 林某开店，向刘某借款6万余元，后经营不善歇业。法院判林某偿还刘某借款本息，林某没有依判决履行，法院多次执行未果。刘某组织人将林某店里有关物质搬走。法院得知后，为防止事态扩大，将刘某搬走的物质予以扣押。此时林某正就店子经营问题与外商洽谈转让，因为此，导致转让未果。林某认为法院的扣押行为影响了他的经营权益，就此信访并进京，信访诉求为：返还扣押物质并赔偿8万元的经营损失。其诉求没有得到满足，林某在奥运期间进京上访，因行为过激被拘留，林某更加不服，在其后组织的听证会上，对原诉求的8万元赔偿增加为80万元。法院委托对扣押物质进行价值鉴定，并抵债给刘某，林某认为鉴定价格低，不服执行，国庆前夕，采取更加过激行动，同时增加两个新诉求：一是解决两个女儿的工作;二是允许他承包一个县重点工程项目。 　　林某的涉诉诉求量从最初的2个逐渐增加为4个，单个的赔偿诉求值从最初的8万元增加为80万元。 　　案例C 黄某大儿子是乡村医生，与邻居发生纠纷，被邻居刘某及俩儿子致伤，县级鉴定为轻伤，黄某大儿子自诉到法院，刘某俩儿子外去下落不明，案件中止审理，黄某开始在县级有关部门上访。诉求非常简单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