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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强制外交到多边协调——析美国对朝核问题的政策（A） [日期：2004-06-29] 来源：世纪中国? 作者：石斌 [字体：大 中 小] 从强制外交到多边协调——析美国对朝核问题的政策（A）石斌 文 发表：世纪中国/2004年6月25日；学术交流网//美国问题评论/2004年6月29日转发　　内容提要：美国政府内外在朝核问题上一直有两种主张：通过强制外交迫使朝鲜屈服；通过多边协调途径谋求和平解决。冷战后美国推行强制外交的经验表明，强制外交前提很多、风险较大、成功率很低。东北亚格局与朝核危机的性质，使得美国对朝强制困难更多、危险更大。只有坚持多边协调与双边对话，才能化解危机。布什政府的政策正逐步朝这一方向转变。但不能排除危机久拖不决美国转而提升强制措施的可能。有关各方不仅要争取尽快解决眼前的危机，更要着眼于半岛的长期稳定。中国有必要与美国等利益相关国进行战略协调，但不能赞同包含战争风险的强制手段，可以做矛盾双方的说服工作，但必须考虑自己的长远利益，为今后的外交保留回旋余地。　　冷战结束以来，为了应付世界各地的危机，美国在索马里、海地、伊拉克、台湾海峡等地区先后8次推行强制外交战略，其中也包括应付1994年的朝核危机。1同样，此次朝核危机出现以来，美国朝野一直有人主张继续采用这一战略。布什政府虽然选择了主要依靠多边对话的策略，但其对朝政策最初仍带有强制外交的痕迹。三方会谈以来，尤其是首轮六方会谈前后，才较为明显地朝多边协调和双边对话的方向转变，但在僵持的情况下仍极易发生摇摆。本文试图借助一些战略学者关于强制外交的基本理论，对1994年以来美国对朝政策的演变过程，小布什政府的现行政策以及朝核问题的前景作一个简要分析。　　一、“强制外交”的基本逻辑及其局限　　按照该战略的权威理论家亚历山大?乔治的定义，“强制外交”（coercivediplomacy）或曰“胁迫”（compellance）战略，是指“运用威胁或有限的武力来说服对手放弃或取消某个侵犯行为。”2因此强制外交不同于威慑战略，威慑的目的是遏阻对手，使之不要采取某项“尚未开始”的行动，而强制外交则试图扭转对手“已经采取”的行动，改变对手的行为。强制外交也不同于纯粹的强迫，它强调要将武力威胁与信号传递、讨价还价以及谈判和必要的局部妥协等结合起来。　　研究者们普遍认为强制外交的成功需要具备诸多条件。其中的关键变量包括：非零和的冲突观；压倒一切的对战争的消极意象；大棒与胡罗卜并用；对强制方有利的动机的非对称性；对手对不屈服将受到难以接受的“惩罚”的恐惧；没有重大误解或误判。此外可能还涉及强制目标是否清晰，国内政治支持是否充分，军事手段是否实际可用，妥协的条件是否明确等相关条件。如果不具备这些基本条件或者决策者对此缺乏认知，即使超级大国也可能无法吓退一个虚弱的对手，甚至可能最终陷入战争。大国尤其是军事大国的决策者往往倾向于单纯的威胁或施压，而不是同时为对手提供改变行为的动力。事实上大国以及联合国经常无力制止弱国的行为。其实有时只要做出一些真正的让步，就可以实现强制外交所追求的目标。如果强制方的要求太苛刻，对手不愿答应的动机就可能会增强。如果强制国能够将其要求限制在对自己至关重要却并不影响对手核心利益的范围内，则更有可能造成动机上的非对称关系。　　强制外交的特点是假定对手肯定会做出向强者让步的“理性选择”。这种假设过分简化了动机产生的根源，忽略了心理、文化及政治等方面可能影响对手反应方式的变量，而要正确预见和处理这些变量，显然并非易事。由于该战略极易受环境的影响，强制方必须不断对该战略作一些相当精确的调整，不断进行风险评估并谨慎地选择行动方式与时间，同时给对方留一条退路，因此颇难驾驭。此外，官僚决策机制、国内政治因素以及对公众影响巨大的媒体也常常对政治家的注意力、议事日程和政策优先次序选择造成影响。在冷战后时期，日益增多的跨国或亚国因素（如种族、部族冲突）还使强制外交遇到许多特殊困难，使其先决条件变得更加难以满足。　　从理论上讲，强制外交提供了以较为经济的方式、较少的伤亡和较低的政治与心理代价来实现目标的可能性，且升级的危险通常比传统军事战略要小，从而为强国提供了一种不必通过战争就能达到目的的可能性，因而是一种颇有吸引力并带有欺诈性质的战略。采用强制外交通常是因为常规外交手段无法达到目的，而战争又不值得或时机不成熟。如果博弈双方都拥有相当的实力，尤其是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则战争往往不能作为直接手段，这就产生一个悖论：一方面使这类国家在某些重要问题上比过去更倾向于采用强制手段，另一方面又使得这一手段更难奏效。假如对手认为胁迫它的国家不过是虚张声势，那么后者就面临一种两难选择：后退或者武力升级。而无论是放弃强制的基本目标还是最终诉诸战争，都意味着强制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