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调查资料.doc

户籍制度成为城乡之间难以逾越的“墙”，为了实现民权平等，减少城乡之间收入差距，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为了促进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市场一体化建设，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实现户籍制度的稳妥变迁摆在了政府决策者面前。暂住证制度、蓝印户口政策、居住证制度等制度创新与实践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城市户籍供给，适应了工业化、城市化的城乡人口转移形势。户籍制度变迁的核心在于城市户籍的稀缺与大量农村人口的转移愿望之间存在巨大矛盾，因此，处理好城市户籍的供需关系成为户籍制度变迁的关键：一方面，需要通过增加城市吸纳农村剩余人口的公共资源供给；另一方面，需要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减少城乡差距，实现城乡和谐发展。 　　1.加快大中城市和以大中城市为中心的区域城市圈建设，增加城市户籍供给 　　工业化、城市化是推进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动力，城市化就其本质来说，是农村人口不断地向城镇集聚的过程和各种生产要素在空间上得到优化配置的过程，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目前中国经济正进入一个新的增长时期，城市化进程迅猛，据《2001-2002年中国城市发展报告》预测，到2020年，将有50％的中国人口居住在城市，到2050年，将有75％的中国人口居住在城市，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将是必然趋势。在城市化进程中，既要充分发挥大中城市在产业发展中的群集效应，又要避免大中城市人口密度过大带来的“城市病”，因此，需要以“泛城市化”理念为指导，大力发展以大中城市为中心的区域城市圈，譬如加快泛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等经济圈构成的城市圈建设，以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中城市为中心，带动周边的中小城市发展，形成一个辐射带，最大限度地提高城市的空间、信息、服务等资源容量。 　　2.剥离附在户籍上的不合理福利，增加个人在优质公共资源供给中的成本分担，提高城市基本公共资源的覆盖总量 　　城市既得利益者的反对是现行城市户籍制度改革的阻力来源之一，把户籍作为公共资源分配的重要依据是典型的“身份制”计划经济资源供给模式，户籍制度改革的重点是改革户籍背后的公共资源分配机制。当前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不具备“福利型”公共资源配置条件，因此，一方面需要剥离附在户籍上的不合理福利，将户籍制度真正定位为人口登记、服务等功能；另一方面，城市为全体居民提供基本的公共资源，而对于优质公共资源则需要增加个人的成本分担，譬如，城市提供基本的养老、医疗等服务，对于更高的养老、医疗服务则需要个人进行商业支付。 　　3.改变由政府供给城市公共资源的单一局面，减少进入壁垒，吸引民间资本，扩大城市公共资源的供给 　　城市公共资源供给不足是扩大城市户籍供给以推动城市化发展的重要瓶颈，政府是城市公共资源的主要供给者，但仅凭政府是不够的。相对于市场而言，政府在供给效率上存在先天不足，因此，需要改变由政府供给城市公共资源的单一局面，减少进入壁垒，吸引民间资本的进入，扩大城市公共资源的供给总量。 　　4.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尤其要提高农村地区的教育、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公共资源供给，逐步缩小城乡差距 　　农村人口之所以对大中城市户籍存在需求刚性，主要源于城乡经济发展和公共资源供给水平的巨大差异。如果能提高农村经济发展和公共资源供给水平，将有助于减少农村人口向大中城市转移的规模，尤其是在逐步剥离大中城市户籍的不合理福利后，将减少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搭便车预期”，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对城市户籍的非理性需求。为此，中央政府需要改变持续多年的城乡差序发展战略，减少对城市的倾向性补贴，而投入更大财力加快西部大开发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深化农村土地、融资、税收、农产品价格等方面的改革，加大中央关于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性转移支付，进而逐步缩小东西部、城乡之间的差距。 　　且城市地方政府也逐渐认识到，人口集聚在总体上有利于经济发展。但在改革过程中，户口被不恰当的商品化了。在户籍制度改革过程中，户口性质和登记地从几乎不可改变转变为有条件的准入。而这些条件，不管是在小城镇还是大中城市，不外乎购房、投资、人才，只是条件的标准不一样。只有投靠亲属政策属于人道主义考虑。购房、投资等虽然也算稳定居住和就业的标志，但地方政府更多的是把它当作吸引资金手段来看待的。在大中城市，购房和投资必须达到一定的金额或面积才能入户。1990年代初，中小城市更是掀起了直接用货币买卖户口的热潮。由于购房、投资等并不是公民的法定义务，这样，户口实际上被商品化了[7].户口是一种权利集，户口的商品化实质上就是权利的商品化。与户口挂钩的权利和福利大多数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把权利作为一种商品来直接或间接的进行买卖显然是有悖于法律意义上的平等，使得权利从属于金钱，不利于社会公平正义，这种倾向是必须遏制的。 　　（2）户籍制度改革基本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