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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资料--荣氏企业创业实录 第一章 导 论 一、问题提出 历史是一面镜子。荣氏企业的世纪变迁，在一定程度上记录了创业型企业在20世纪的中国的成长阵痛和喜悦，也同时映射出当今创业型企业的生存状况及发展未来，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1900年，荣氏兄弟（荣宗敬与荣德生）与退职官僚朱仲甫合伙在无锡开办保兴面粉厂。 1905年，荣氏兄弟与买办荣瑞馨等7人发起成立振新纱厂。随后家族产业不断扩大，第二代家族成员10个儿子、13个女儿，儿子与女婿大多加入了企业。 1932年，荣氏企业年产棉纱占全国棉纱总量的18%以上、棉布产量占29%以上，面粉产量约占除东北以外的全国机制面粉产量的30%以上。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集中在长江三角洲的荣氏企业遭受巨大损失。1938年初，荣宗敬避难香港，不久病逝。 1946年，荣德生（荣毅仁父亲）被绑架34天，身心受到严重摧残。 1947年，荣氏企业集团的纱锭数占全国纱厂总数的1/6以上，粉磨生产能力占全国总量的1/4。 1949年，荣德生坦然地说：“吾等始终从事工商界，生平未尝为非作恶，焉用逃往国外？我决不离沪离乡，希望大家也万勿离国他往。” 1954年，荣毅仁向上海市政府率先提出将他的产业实行公私合营。 1956年，荣毅仁任上海市副市长。 1959年，荣毅仁任中央人民政府纺织工业部副部长。 “文革”期间，荣氏家族受到了政治迫害。红卫兵搜查了他们的住所，以“破四旧”的名义砸毁了古董、家具、瓷器等收藏品。荣氏的家产全部被没收，荣毅仁夫妇也遭到了残酷的肉体迫害。之后，荣毅仁“被逼成了‘无产者’，充当一年看门人”。其子荣智建1966年至1973年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区一个水电站接受“劳动教育”。按照中国传统的家谱排列，荣智建的子女应该是“信”字辈的，但在“文革”期间，他觉得明白事理、明辨是非的“明”比“信”更重要，所以子女都以“明”字起名。 1978年，荣毅仁开始了新生。在邓小平同志的支持下，于1979年10月创办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1993—1998年，荣毅仁任国家副主席。 1978年，荣智建只身南下香港创业，1985年成为香港居民。北京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设置在香港的投资机构，正式注册为中国国际信托投资（香港）有限公司。荣智建帮助策划，次年，任董事。 1987年，中国国际信托投资（香港）有限公司重新注册为中信集团（香港）有限公司，荣智建任董事兼总经理（董事长后由王震之子王军接替）。 1993年，荣智建长子荣明杰进入中信泰富。 1998年，荣智建掌管中信香港公司。 荣氏企业只是一个反映创业型企业兴衰的案例，但它折射出的却是创业型企业在中国文化生态、政治生态中成长的方式及艰难曲折的历程。历史具有不可逆性。荣氏企业百年历程摆在眼前，我们却难以想象——没有建国后的公私合营，没有荣智建1978年的赴港创业，荣氏企业又该是怎样的一番风景？ 建国初期，个体、私营经济曾有过一段与新兴国营企业平等竞争的发展时期。但好景不长，到1956年对12.3万工业户（拥有雇佣工人164万）、402万商业户（从业人员662万人）改造完成的时候，私营经济已所剩无几。之后的一段时期，人们在思想观念上总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单一的公有制结构，而且越公越好，把个体和私营经济视作建设社会主义的异己力量，必欲除之而后快。“文化大革命”时期，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私营经济更是被“斩草除根”，到1978年全国只有个体工商户14万人。 改革开放以后，农村率先实行大包干，家庭手工业和副业越做越大，雇用的人越来越多，逐步出现了“雇工大户”，但直到1988年才正式被政府认定为“私营经济”，予以承认。从1989年开始，“私营经济”才在国家统计中单列出现（如图1-1所示）。当时我国私营企业的总数为9.1万户。到2007年，私营企业户数已发展为515万户。私营经济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发展成为国民经济中最具有活力的经济成分之一，并成就了令世人瞩目的“中国奇迹”。问题在于，为什么伟大的经济奇迹没有催生出伟大的企业组织？尽管不少企业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但为什么迟迟走不出“一人公司”的窠臼？ 图1-1 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私营企业数量变迁 带着上述问题，我们进一步审视改革开放后创业型企业的成长历程。从1978年至今，创业型企业历经了改革险滩和成长阵痛之后总体上迎来了发展的春天，特别是1984年（张瑞敏创办海尔、柳传志创办联想、王石创办万科、万润南创办四通、潘宁创办科龙、李经伟创办健力宝和牟其中创办南德）和1992年是创业的高峰年。但放眼30年，也出现了四个“低谷年”（如图1-2所示）。如果说，1982年的“柳市八大王事件”和1990的“柳市事件”已远离我们而去，但1997年（“标王”秦池、巨人、三株、太阳神等企业受挫）和2004年（铁本、德隆、托普、顺驰以及顾雏军接手的科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