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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 论 21世纪，必须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 （一）“应试教育”之流弊要肃清应试教育”之流弊 张庆远 什么是“应试教育”?笔者查阅几本权威的教育大词典，均未得其解。近读陶行知先生的文章。才略有所得。陶先生曾在《杀人的会考与创造的考成》一文中抨击30年代的中小学会考制度，他写道：学生是学会考，教员是教人会考，学校是变了会考筹备处。会考所要的必须教；会考所不要的，不必教，甚至于必不教。于是唱歌不教了，图画不教了，体操不教了，家事不教了，农艺不教了，工艺不教了，科学的实验不教了，所谓课内课外的活动都不教了，所要教的只是书，只是考的书，只是《会考指南》!教育等于读书；读书等于赶考。”把这段文字引来作“应试教育”的注释，可能有些勉强。但是，它所揭示的弊端，与今天“应试教育”的弊病何其相似乃尔! 当然，“应试教育”并非发源于本世纪三十年代的“会考”。早在隋代，随着科举制度的创立，在考试指挥棒的挥舞下，学校教育亦步亦趋，已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应试教育；唐代国子学、太学和四门学的教学计划就是按照科举九经取士的要求而安排的。自唐以后，学校完全沦为科举制度的附庸。一切为了考试，一切围绕考试，考试成为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历史上，不少有志之士也曾历数科举制度下教育的流弊。赵匡曾在《举选议》中指出这种教育“徒竭精华，习不急之业，”“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习”，梁启超也曾痛陈科举制度下的教育，既误民又误国，“农不知植物，工不知制造，商不知万国物产，兵不知测绘算数”，以至“兵不能御敌，而农工商不能裕国。岂不大可痛哉”? 今天的教育，当然不能与科举时代的教育同日而语，也不能与三十年代的教育相提并论。但是，假如教育只是为了应付考试，把考试作为唯一的目的，忽略了学生整体素质的提高，不注重思想品德的培养，甚至不惜牺牲学生的健康、个性和特长，这样的教育与我们所要摈弃的传统教育又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呢？二十世纪的人才培养能继续在“应试教育”的模式里运作么？ 1944年，陶行知先生发表文章再次指出会考的危害。他说：学生“日间由先生督课，晚上由家长督课，为的都是准备赶考。”赶考的结果是：“赶走了脸上的血色，赶走了健康，赶走了对父母的关怀，赶走了对民族人类的责任，甚至于连抗战之本身责任都赶走了。”他认为，这样的教育，是在上演“自毁毁人”的悲剧。 陶行知的忧虑不是多余的。最近报上披露了一则消息，全国人大代表李吉林在江苏代表团的会上宣读了两位离家出走的学生给老师的信，在代表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该信写道：“我们知道您爱我们爱得很深，可是，我们却恨您。您为了我们升学付出了多少惨重的代价，我们了解，但不能谅解。因为您在牺牲家庭、牺牲自己的同时，也牺牲了我们。在您废寝忘食的教育下，我们没有了节假日，没有了星期天，没有了看电影电视、欣赏音乐的时间，同时也没了感情，没有了个性，没有了思想。我们只是在您手下操纵的机器人。如果读书和牺牲是分不开的，那么我们宁可不读书……”撇开其中的偏激之辞，这封信无疑再次给“应试教育”敲响了警钟，给人们留下许多思考的空间。 同学们从中学到了大学，就不会整日整夜为“黑色七月”的“七、八、九”而死啃课本了。世界是精彩的，教育应该充满七色阳光的。 为 教 师“减负” ——我眼中的中美基础教育 徐浩渊博士（美） 在与教师越来越密切的接触中，我深深感到，在现今的中国，做一名好教师真难啊!家长对子女的超常期望、独生子女的畸形发展，新旧教育体制更替过程中的复杂矛盾、中国传统文明与西方现代文明的冲撞，统统化作巨大的压力，结结实实地落在了每一位教师的肩膀上。 提到应试教育，人们立即想到自家孩子面前如山的作业，如海的习题，都抱怨教师给学生的负担太重了。于是乎教育部门向教师发出了为学生“减负”的指令。殊不知最痛恨应试教育的恰恰是广大教师。在教师们钟爱的教育网K12的论坛里，点击率最高的帖子是“教师最大的痛苦：被逼搞应试”。 美国的高中毕业生入大学也一定要参加全国的统一考试SAT。每年允许考五次。考生选择最高分数报考大学。每个学校用sAT成绩对考生做第一轮筛选，再根据考生的其他条件，如平时成绩、社会工作、个人特长、科学奖项等做最终挑选。可见，考试还是目前最通行的选择人才的方式之一。 谈到素质教育，大多数人马上想到学校，认为那是老师的责任。其实，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对于孩子的整体素质发展的影响远远超过学校。父母往往是孩子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行为楷模。自己用空闲时间看电视、打麻将的家长，很难培养孩子爱读书的习惯。 与中国相比，美国的中小学教育走向另一个极端。特别是小学，进度太慢。有一次我去开小学二年级的家长会，很多孩子还在掰着手指、脚趾做二十以内的加减法。读研究生时，我们宿舍的四个学生来自法国、墨西哥、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