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历史《20世纪以来中国重大思想理论成果》文字素材29 新人教版必修3.docVIP

第六单元　20世纪以来中国重大思想理论成果 我国三次思想大解放的历史回望 日前，笔者在《政治体制改革：超越历史》一文中，曾提到我国近三十年来有过三次思想大的解放。确实，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三次大解放都起到拨乱反正的作用，都注定成为改革开放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我感到，在今天，回望这三次思想大解放，对我们正在进行的改革大讨论定有裨益。 　　一、1978年，一篇署名文章打破“两个凡是”神话，第一次思想大解放拉开序幕 　　1977年7月，在党内元老叶建英、李先念等同志的多次提议下，73岁的邓小平同志第三次复出，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等职务。当时，我国结束十年动乱不到一年，由于思想领域人们受极“左”思潮影响时间太长，所以尽管粉碎了“四人帮”，但阴霾仍未散净。这年2月，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还联合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继续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向社会宣扬个人迷信和极“左”思想。社论向全国明确发出号召：“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逾地遵循。”随后，全国所有报纸都以通栏大字标题的规格隆重转载。在当时，两报一刊具有与中央文件相同甚至更大的政治威摄力。这样，“两个凡是”不胫而走，立刻就成为全社会判断政治是非、行为对错的基本标准。 　　可见，邓小平同志复出时，正是举国上下积重难返、百废待兴的时候，如何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尽快摆脱极“左”影响，解决“文革”遗留问题，把全党中心转移到正确的轨道上来，这是邓小平同志面临的一个棘手问题。作为杰出的政治家，邓小平的过人之处就是能够以他的非凡胆略，一方面积极联合一批政治元老与时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巧妙周旋，解决了一批冤假错案，使一些老同志重回领导岗位，另一方面，在时任中组部长、中央党校副校长（主持日常工作）胡耀邦的辅佐下，积极在思想领域谋划怎样拨乱反正。1977年8月，中央党校内部理论刊物《理论动态》发表《理论工作必须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一文，批评了有些人“对待是非不以客观实际为准”，而是以“权威意见为准，以报纸刊物上的提法为准”。1978年1月，人民日报《文风和认识路线》一文提出：“检验工作好坏、水平高低的标准是看实践，还是去看别的东西？”同年3月，人民日报在《标准只有一个》的文章中进一步提出：“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除了社会实践，不可能再有其他检验真理的标准。” 　　客观地讲，上述文章并没在当时引起太大社会反响，但它却如一场思想“热身赛”，给封闭多年的我国社会在精神上注入了活力，为日后更大范围、更大规模的理论讨论奠定了舆论基础，也促使理论工作者对实践标准问题去做更深层次的理性思考。1978年5月10日，有多名理论工作者参与写作修改，由胡耀邦同志亲自审定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理论动态》第60期全文发表；第二天，光明日报全文转发；第三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新华社向全国发通稿，该文几天之间，传遍神州。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七千多字，全文分四个部分：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从学术角度来说，该文阐述的不过是最基本的哲学道理，并无理论新意，但是，由于它恰好点到我国在真理问题上的教条主义“死穴”，触及到人们对待“两个凡是”的不同态度，因而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文章甫出，举国震惊，一场围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由此在党内外公开展开。这场讨论与其说是理论争论，不如说是思想斗争，因为真理标准直指“两个凡是”，而人们在“两个凡是”上的不同思想立场，自然就构成两种不同的政治态度。过程无需赘言，这场讨论与斗争最后以极“左”派失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出检查、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而结束。尤其是三中全会，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批判了“两个凡是”，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号召全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社会空前活跃，改革开放稳步推进。在经济领域，“小岗村改革”轰动全国，人民公社悄然解体，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在文化领域，小说诗歌佳作不断，美术戏剧新潮迭起，各类思想碰撞不已。一场思想大解放，给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带来全方位的大解放和大发展。 　　二、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触动姓“社”姓“资”，第二次思想大解放深入人心 　　或许受政府对那场学生运动态度的影响，1989年下半年以后，国内政治气氛陡然紧张起来。在民间，各种传言、议论四起，以为改革开放要收、阶级斗争要抓的疑问不仅在社会，在党内也大有存在。蛰伏多年的“左”倾思想这下子有了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