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归类论》第七章.docVIP

第七章 社会认同与群体极化 玛格丽特·韦瑟雷尔 第一节 引 言 本章继续讨论自我归类论在社会影响领域中的应用，重新详细考察群体极化的现象。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群体互动和讨论中，当主要意见走向极端时，人们就会认为群体产生了极化：如同极化分子，群体成员在他们已经趋向的方向上会变得更加团结。更加准确地说，人们通常把群体极化定义为如下的假设，即“在相同的方向上，加入群体后的平均反应往往要比加入群体前的平均反应更加极端”（Myers和Lamn，1976，第603页）。 群体极化为什么会成为社会心理学中群体影响研究的重要议题，这方面有经验上和理论上的原因。极化效应并不是孤立的情况：对于许多讨论项目来说（比如引起争论的态度、赌博和冒险、伦理困境、个人知觉、模拟法庭决策，甚至对于模糊事实的问题），极化效应在实验室中都证明具有强烈的规律性和可靠性（参见以下综述：Lamn和Myers，1978；Myers和Lamn，1976。另外，在实验室之外也，极化效应也存在明显的证据。例如，里切尔（1984a，参见第八章）对于“暴乱”的描述就对这个过程提供了丰富的说明。 这样一种普遍现象的存在，需要研究者对此作出解释。意见和行为为什么会以这种方式强化？它们在直观上不应该这样明显。通过与伙伴讨论问题，人们为什么不会变得更温和一些或更折衷一些？事实上，在早期关于群体影响的经验研究和理论中，人们在不同的任务上都发现了典型的折衷效应（compromise effects），也就是说，人们的意见和行为会集中到加入群体前的平均反应上（Allport，1924；Sherif，1936）。这里假定，社会影响的功能主要是缓或平衡（Festinger，1950）。但是，近来关于极化的更多发现却并推翻了这个假定。尽管极化通常代表了观点的聚合（Singleton，1979），这却是一种极端化的聚合（extremized convergence）：有规律地偏离中间位置，或个体最初的、讨论前所持观点的平均值。因此，这种现象同样引起了批评性的理论问题。在当前对于群体影响的重新概念化的过程当中，人们必须既要说明聚合/折衷效应，又要说明聚合/极化效应；并解释这两者分别会出现在什么情境下。 人们对于这些观点还会进行争论。这些观念就是，学者们当前所偏好的极化模型在这方面是不充分的；这些难题可以通过应用自我归类论而得到解决；人们会描述一批经验性研究来支持这种另外的思考方向。我们首先讨论实验室研究当中的某些方法论细节，然后再就极化研究的历史进行论述。 极化研究的历史相当奇怪，值得作为主流理论中遮蔽效应（blinker effect）的案例来加以研究。1961年，斯托纳（Stoner）发现，如果给出选择困境（例如，为了一份令人兴奋的但不稳定的职位，A先生是否应该放弃自己稳定但枯燥的工作）让被试来讨论的话，群体要比个人做出更加极端、更为冒险的决策。这个效应开始作为“风险转移”（risky shift）而为人所知，并迅速发展成为群体动力学当中最受欢迎的研究领域之一。在研究的第一阶段，人们往往把这些风险转移看成是群体互动效应——一般被概念化为缓和和折衷，——的一般规则的例外，研究集中在冒险的特殊性质上。尽管存在处于群体当中的被试在面对某些困境时同样会变得更加谨慎的证据（Brown，1965），但是这种倾向却还在继续。因而，对于某种特定范式的过分强调导致对于这个问题形成了误导的视角（Cartwright，1973）。1969年，莫斯科维奇和扎瓦诺尼（Zavalloni）表明，群体引起的更加极端倾向的转变也会发生在更为一般化的态度项目中。“群体极化”这个术语获得了广泛的接受，因为显而易见地是，群体讨论在很多情况下会增强先前存在的趋势，并且不会受到选择困境和风险转移的限制。 典型的研究使用的是简单的“被试内”程序。在三个不同的阶段，研究者获得了同一个被试的反应，并把它们进行比较：（1）前测（pretest），被试私下表达他们在这个（些）问题上的个人观点；（2）在讨论（或某种相关的操作）发生之后，群体达成了共识（consensus）（如果不要求达成一致而且成员只是进行自由讨论，或者被试了解对方的观点但不进行讨论的话，极化也会发生，但通常是在更低的程度上，Cartwright，1971）；3）后测（posttest），群体成员私下表达他们讨论后的个人观点。在所有三个实验阶段中，研究者使用了同样的反应量表。例如，一份测量对于某些说法的从“非常同意”到“非常不同意”的7点量表；或是在推荐某些行动之前，要求被试从10当中的1（风险很大）到10当中的9（小心谨慎）选择成功的概率。 当前测的均值与后测的均值（或群体一致意见）在与前测趋势一致的方向上（也就是说，朝向量表更近的一极）存在显著的差异时，研究者就会认为极化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