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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文观止》看汉语叙事文本的过滤机制　　 张卫东 对于古代汉语叙事文本的研究，虽然不乏细致的解读，但在总体上却停留在文章鉴赏的水平，缺少完整、严密的理论框架，因而存在着不少似是而非的结论[1] 。本文将以《古文观止》为例，对汉语叙事文本中的纪实与虚构的关系作一些分析，着重考察“事件”在文本中的分量，以及其他表现手段（尤其是议论）在叙事中的应用。这看起来似乎是一个粗浅的问题，但事件在文本或叙事中所占的比例，显然会影响整个文本的结构，也会影响到文本的意义。而且，通过细致的文本形式分析，我们就会发现，这种比例并非自然或偶然形成的，汉语叙事文本中缺少记事的成分，实际上是因为汉语对于事实有一套十分有效的过滤机制，而在过滤掉大量的事实之后，文本的意义就更需要借助于想象、暗示、议论等手段来实现。 　　一、叙事文本的“非典型性” 　　如果按照叙事、抒情、议论三分法来对《古文观止》中的文本进行分类，我们将很难找到剥离了抒情和议论的典型的叙事文本。但如果把一些并不“典型”的叙事文本算进去，则叙事文本所占比例大约可以达到三分之一，而且大部分集中在先秦。其中，《左传》（34篇）、《国语》（11篇）、《公羊传》（3篇）、《谷梁传》（2篇）、《国策》（14篇）是公认的历史著作，《礼记·檀弓》（6篇）也被看作是史实的记载。所选《史记》14篇中仅有4篇是完整的叙事文本，即《伯夷列传》、《管晏列传》、《屈原列传》、《滑稽列传》。除了这些历史性质的文本之外，仅有少量游记、传记和杂记之类的文本具有较多的叙事成分，如《桃花源记》（陶渊明）、《柳子厚墓志铭》（韩愈）、《捕蛇者说》、《种树郭橐驼传》、《梓人传》（柳宗元）、《袁州州学记》（李觏）等。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历史著作和纪实性质的散文是叙事文本的主体，所以，《古文观止》所选文本基本上是能够代表各类叙事文本（包括小说）的。而且，为了简便起见，我们还可以将《古文观止》所选汉语叙事文本中的语段看作汉语叙事的基本构件，它既可以组合成短篇叙事文，也有可能组合成长篇叙事文。事实上，在汉语中，许多不同的文体都是由结构相似的语段组成的，文体的分类并不总是意味着语段结构或语言形式上的差异，而是更多地受制于文学惯例等外在的力量。因此，我们只要弄清这些语段的基本结构和组合原则，大体上就可以理解汉语叙事文的一般建构原则了。 　　在各类叙事文本中，历史和小说是最引人注目的两种类型。一般说来，历史是对真实事件的记录，小说则是一连串的虚构。历史与小说之间的紧张，一直是困扰西方思想的一大难题，但在汉语思想中似乎并不存在，历史叙事和小说叙事在汉语中的区别也并不明显，有时甚至彼此混同（比如各种野史和历史演义）。司马迁《史记》被誉为“实录”却大量采纳民间传说，大量采用文学手法，尤其是关于人物和事件之细节的描写，那些不可能为人所知的内幕却得到了生动的展现。《左传》、《国语》、《礼记》、《战国策》中的叙述也加入了大量的想象，比如关于骊姬害申生的故事，《左传》、《国语》都有较为细致的描述，但却彼此不一致，显然存在着想象和杜撰的成分。 　　显然，尽管历史文本与小说文本之间存在着许多差异，但汉语思想并未在二者如何划界这一问题上进行持久的努力。无论是真（true）假（false）之分，还是真实（real）与虚构（imaginary）之间的区分，在汉语思想中都不是一个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实际上，即使是汉语历史文本，也并没有将记录事件当作首要目的。传说中的孔子删春秋，司马迁《太史公自序》自比于春秋，“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的《资治通鉴》，都将历史叙事看作是服务于某种目的的材料，而对历史的本来面目则往往并不在意。那些常见的人物传记，则经常使用小说笔法，文中的事件让人难以分清到底是虚构的情节还是真实的事迹。比如，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似乎是一篇传记，但作者对于传主的基本资料竟然毫无兴趣，关于传主的身份，文中仅有简略而模糊的交待，而“传主”郭橐驼的全部表现，就是在讲了一番种树的道理之后，又欣然对社会问题发表意见。且不说一个种树的农民能否讲出这一番大道理，单是这文绉绉的措辞，就与传主的身份完全不符。同样，柳宗元的另一篇散文《梓人传》也未提供多少有关“传主”的信息，梓人的出场如同小说中的传奇人物，背景模糊而又举止怪异。而且，这个人物的活动仅仅延续了一个段落之后（实际上重复了第一段的信息），就从文本中消失了。接下来两倍于此的篇幅，都成了作者的借题发挥，与传主几乎毫无关系。而且，文本的后半部分也不再有叙事的成分，叙事已经完全被议论所取代。韩愈的《圬者王承福传》也是如此，关于传主事迹的介绍仅占六分之一左右的篇幅，文章的主体部分是传主的两大段议论，结尾是作者的一番总结和引申。从这些形制短小的“名篇”可以看出，韩愈、柳宗元的叙事散文，与其说是在“叙事”，不如说是在“作文”，它并不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