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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学生管理模式法制化创新研究 摘要：“法治”是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必由之路，本文旨在通过揭示当前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的现实问题，探求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 当前，在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进程中，高校法制化进程的滞后导致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困境。高等学校亟须贯彻落实“依法治校、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从而切实推进高校的学生管理走上法治轨道。 一、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的现实意义 1990年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中首次出现“学生管理”，并定义为：“本规定所称的学生管理，是指对学生从入学到毕业在校阶段的管理，是对高校学生学习、生活、行为的规范”。［1］最近这些年来，依法治国战略的实施促进了当代大学生法制观念和意识的较快提高，尤其是在我国《教育法》授权学生“有权对学校、教师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权利提出申诉、诉讼”［2］后，当大学生遭遇校方的权益侵害事件是，有不少学生会依法维权。与之鲜明对照的是，高校学生管理常显得被动和滞后，亟须创建依法治校模式以规范高校管理，从而推动高等教育的发展。 二、我国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的历史回溯 （一）初探阶段（夏朝—1910年） 夏朝是中国大学教育的发端，从汉代到隋朝发展为太学和国子监，一直延续到清末。古代大学的教师招聘、学生招收、学校的教学管理权利、学生管理制度和所学内容均由中央的最高统治者统一规定。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后来出现了独立性较强的私立书院，书院内课程设置灵活，教学方式上以师生间交流和学生的自学为主导，学生学业的考核标准通常是德才并重和日常表现。书院的规定中包含了一些制度论和规范化的管理内容。 具有一定独立性的私人书院未能在封建社会占据主导，官学始终占统治地位，“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教师在官学中占据神圣不可冒犯的主导地位，学生权利受到压抑，学校管理中根本没有法治的理念，人治涵养了整个官学。 （二）形成阶段（1910年—1949年） 肇始于清末的中国最早现代雏形的大学比西方高等教育晚了近800年。清末开始的现代雏形的大学管理，逐渐开始有了一些约束性的法律规范，但是有很长时间学生管理的法治化程度很低，只是处于从属地位，管理的法治化实践也至多在立法层面。 清政府于1902年公布了《京师大学堂章程》等六部具有现代特征的法规，这是第一次现代意义的大学学生管理立法实践。清政府于1904年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对京师大学堂的学生管理做出了明确的规定。1911年辛亥革命终结了清朝创建了中华民国，民国政府大量的吸收借鉴西方的现代教育立法经验，相继颁布了《大学令》、《大学规章》等学校规章，为学生管理法治化做了初步探索。1927年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为了压制青年学生的进步思潮，颁布了《准顿学风令》，要求学生专心治学、不能干预国家行政，并明令如有违，必将绳之于法。这个法规目的是想严格压制大学内日益高涨的针对国民党独裁的进步师生运动，所以注定在实践中遭遇失败。以上所述是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的形成阶段。 （三）发展完善阶段（1949年—至今） 1949年新中国成立，建国初期我国高校管理全盘搬用苏联模式，并且在全国进行了大规模的院系调整，实施了中央对高等学校的统一集中领导，中央政府统一制定管理法律法规和具体制度对高校的学生进行管理。苏联式的集中领导模式有力地促进了建国初高校的快速创建和全国教育资源的充分整合，但是其缺陷也是突出的，那就是各个高校不能根据形势的发展和自身的需求来因地制宜地制定符合自身特点的管理规章。到了文革时期，我国的法治化进程被中断，高校的管理陷于停顿，正常有序的教学活动已经无法开展，高校的学生管理法治化遭遇重大挫折。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高等教育进入良性发展的新时期，随着依法治国战略的提出和成功实践，法治理念已经在高校普及开来并运用到学生管理的实践中，一系列的学生管理的法律法规开始出台。 三、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法治化存在的问题 我国于改革开放后陆续颁布了《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高等教育的法律法规体系初步创建。但随着市场化进程、公民权利意识的凸显以及市场化的大学生自主择业等的出现，学生管理法治化的不足已日益凸显。从1998年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一案以来，［3］由高校学生管理引发的诉讼屡见不鲜。 总体而言，高校的学生管理距离法治社会的要求尚存差距。这主要有以下原因： （一）学生管理工作的“义务本位观” 公民为实现受教育权而做出的权利让渡赋予了高校所履行的国家教育权力，保障学生的受教育权是高校学生管理义务设定的首要前提，为了防范高校的国家教育权可能形成的侵犯，要求对学生管理的主体、权限、依据和程序等主要方面做出明确的规定。为了学生管理工作的便利性，相当多的高校在其规章制度的条款中设置了过多的义务性要求，较少考量和剖析义务性要求所应当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