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秉志魏昌东中国刑法哲学产生和发展.docVIP

【数据库】马列、哲学、政治、法律、社科总论2005年【文献号】2491【原文出处】法制与社会发展【原刊地名】长春【原刊期号】200502【原刊页号】3～15【分 类 号】C8【分 类 名】新思路【复印期号】200503【标 题】中国刑法哲学的产生和发展【作 者】赵秉志/魏昌东【摘 要 题】理论创新【正 文】　　　　　　一、刑法哲学在近代中国之兴起　　从研究对象的角度考查，刑法哲学无疑与刑法学具有相同的研究对象，两者均是以刑法这种特殊的社会现象为对象而进行的学理分析和研究。由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的特殊性所决定，刑法哲学的萌生须以一定规模和程度的刑法学发展为基础，因而考查中国刑法哲学之兴起，必然涉及到考查中国近、现代意义上刑法的产生问题。　　在中国，刑法是一个古老的法域，公元前5世纪魏国侯李悝编纂的《法经》六篇奠定了以刑法为主体的中国古代法的基本风貌。在礼、法结合、诸法合体的法制结构框架下，法依刑而立，法即刑、刑即法、出礼入刑，以刑为中心的法律的高度发达和完善，是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重要特色，也造就了中国古代刑法以律学为特色的法律文化传统。法学论域内的律学，是中国古代法律文化中一个重要而独特的领域，也是中华法系文化传统的核心。中国古代律学（亦称“刑名之学”、“刑学”）以注释法学为主体，主要研究以成文法典为代表的法律的编纂、解释及其相关理论。　　在以律学为主导模式的中国古代刑法发展中，是否存在着刑法哲学所赖以萌生的土壤？有学者认为，回顾我国刑法学从古到今的研究内容及发展轨迹与过程，可将我国刑法学具体划分为论理刑法学（刑法哲学）和注释刑法学（刑律学）两种。对于论理刑法学的发展，论者引用了周密教授在《中国刑法史纲》中的观点，认为是一个“起自春秋，鼎盛于战国，秦汉以后则起伏无常，渐次衰落”的发展过程。而注释刑法学的发展，则可以分为唐以后（至清终结）的继续发展期和1979年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颁布至今的恢复发展期。有学者则认为，中国古代律学素存实用为本之价值观念，“在‘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下，以基本肯定现行律典的合理性为前提，着重研究法律术语如何界定、法律条文如何理解和适用，以期为用法者提供直接而有效的指导，或者使用法者不致因法律语言的古朴深奥和语义多层而不知所措。这种重实用的风格，一方面表现在古代律学（尤其是明清注释律学）对于律典的注释之中；另一方面则表现在中国传统律学对于法之本体论、价值论及法学方法论等抽象思辨的法哲学领域几乎从不涉足。”中国法学史学界的学者也一般地认为，作为一个法域的中国刑法，尽管诞生很早，但现代意义上的“刑法”一词却不是中国的产物，它是近代从西方传入日本，并经日本而传入中国的。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刑法学发端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学东渐运动，在此之前，中国古代刑法则是以刑事律学为其基本表现形式，“由于传统注释律学诞生并成长于以封闭的自然经济为基础、政治上专制主义不断强化的国度，作为与政治统治密切相关的学术，受不同历史阶段社会政治、学术思潮和经济关系变动的影响，形成了重归纳轻演绎、重考证轻分析，重实用轻理论、重刑事轻民事和重成案轻判断等一系列特点”。而中国古代刑事律学制度与现代意义上的“刑法”之间，不仅存在内涵上的巨大差异，而且也难以存在共同话语。由此，在中国古代刑事律学中，即使存在以思辨方法对涉及刑法本质、目的、品性等方面问题的论争，仍限于思想的范畴和层面。　　清末修律运动直接导致了刑法学对律学的取代，并最终导致中华法系的分崩离析。经由沈家本、伍廷芳、俞廉三等人的不懈努力，终于在中国建立起近代的法律体系和制度，从而开启了中国法制近代化的征程。在中国刑法学的发端时期，作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进步法律思想的启蒙者和前驱”、居于变法修律运动核心的沈家本先生，在西洋思想的熏陶下，逐渐形成了独立的刑法思想。不仅如此，还从法学方法论的角度为中国律学向法学的飞跃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但是，在这一阶段，关于刑法哲学的思考仍停留思想的范畴，尚未形成较为系统的观点。　　中国刑法学在清末被开启后进入到了初创时期。这一时期诞生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刑法学家们，在学习和引进西方，特别是日本刑事立法、司法制度的基础上，对中国刑法学的构建提出了各自的主张，出版了大批的刑法学著作，为中国刑法学的初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刑法哲学也开始突破思想的范畴而转化为一些刑法学者具体的研究，进而散见于学者的著述之中，迈出了由思考而实际研究的步伐。在这些刑法学著作中，蔡枢衡先生的《刑法学》是一本颇具学术价值和影响的刑法学著作。其突出之处在于体例和内容的特色，在体例上，民国时期出版的大批刑法学论著一般以绪论、犯罪论、刑罚论为基本结构体系，刑法绪论所述及的问题在总论中只占较少篇幅，而将关注的重点置于犯罪论、刑罚论部分。而蔡枢衡《刑法学》的绪论是其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