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学历“新失业群体”与新农村建设的生力军要点分析.docVIP

高学历“新失业群体”与新农村建设的生力军 高学历“新失业群体”及其产生 （一）“新失业群体”的概念界定及相关的几组数据 “新失业群体”是相对于由国有和集体企业失业下岗人员构成的老失业群体而言的，成员大多生于２０世纪七八十年代，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在经济上主要依靠父母，有时人们将这种现象称为“啃老”。　2007年，中国政法大学学生盖森和他的同学们，开始关注蜗居在北京市昌平区沙河镇的大学毕业生群体。丰台岳各庄的大井、小井；朝阳区的酒仙桥、太阳宫、龙王堂；海淀的清河、东北旺、小营……都有失业半失业的大学生聚居地。还有上海的松江地区，几乎所有大中城市的角落，都有这样的部落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注意到，这些年轻人正是“网络暴民”的主要构成者：“今天在网络中活跃的‘草根’，其实也并不是我们过去想象的工农群众，而是30岁以下面临着发展的瓶颈和成长不足的现实压力的年轻人，觉得自己在激烈的全球性的竞争中，没有多少优势，形成了一种焦虑不安的情绪和愤懑的心态。虽然网络上表达自己的人形形色色，但真正形成了舆论氛围的人其实还是这些年轻人。”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蔡定剑说，这是一个需要引导的群体。但是，这种引导现在还没有完全摆上台面。一个系统的引导体系显然还没有，甚至连相关的系统研究都还没有。 学者秋风主张，要让大学毕业生看到希望。大学生毕业之后从事普通职业，甚至从事某些低收入职业，原是正常的，大学生们自己大约也不再以“天之骄子”自居了。不过，这些大学毕业生毕竟还有一些希望，他们与一般的贫民不同，接受过一定教育，最希望有一天能够向上流动。对于已经投入了大量精力、资金的大学毕业生来说，这原是正常的希望。而只要有这样的前景，那大学刚毕业时期从事低收入职业，就不会成为问题，反而可能成为一笔宝贵的人生经历。经过高考的残酷竞争，他们走进了梦寐以求的大学。大学期间，多数学费是借的或是贷款，当走出大学校门时，已经负债累累，在象牙塔里熏陶已久的他们，在走上社会前自我感觉良好，他们自以为是人才，他们相信自己走出校门就会找到收入和前景都很不错的工作，然而，他们中的大多数并没有如愿以偿，更多的人在花很多的时间寻找着自己的工作，他们时刻面临着被老板炒鱿鱼、跳槽或失业，他们有的从大学生一下落入农民工的行列，有的走进餐饮店当小工，受过高等教育的他们何时才能成为真正的人才！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生导师陈鹏说：“过去高校对学生的控制力很强，现在弱了，变成了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这值得关注。高收费与低就业是一对十分尖锐的矛盾，一旦教育服务不到位，就会成为群体危机爆发的导火索。”?著名社会学家、武汉大学博士生导师周长城教授分析说，“新失业群体”具有独特的经济特点和心理行为特征：与城镇下岗职工相比，他们缺乏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与中学毕业的待业青年相比，他们不愿从事纯体力劳动；就业失败使他们更具叛逆性，加上生活空间漂泊不定，极易产生报复社会的行为。但与其他弱势群体不同的是，他们拥有学习能力强的优势，如果政府予以足够关注，采取措施提升他们的就业能力，这一群体也能较快地融入社会。 北大教授钱理群用游民队伍来形容这个群体。他说，我注意到两个无情的事实：一是教育的成本越来越高，教育资源的分配越来越不公平，农村孩子通过高考向上流动的渠道缩窄。另一个事实是：出身农村家庭的大学生就业更加困难。北大的一个调查显示，“父亲为公务员的工作落实率要比农民子弟高出14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农民倾其全力支持了教育的发展，而现在一旦出现了学生就业危机，仍然主要转嫁到农民身上。于是，在当下中国就出现了一个触目惊心的教育和社会现象：大批的辍学生和失业的大、中学校毕业生，游荡于城市和乡镇，成了新的游民阶层的重要来源。这就是说，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公堵塞了农民子弟向上流动的渠道，而城市取向的教育又使得他们远离土地，即使被城市抛出，也回不去了：他们只能成为“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游民，并迅速为流氓意识所支配。这些遍布中国城乡的年轻的新游民，他们身上正在发生道德底线的失　钱教授说，遍布中国城镇的游民，至今还未进入我们的视野，这样的忽视是迟早要受到惩罚的。　“他们的诉求若是变为剧烈的反抗，相信我们的社会是无法抵御的。”经济学家吴敬琏也表达了同样的焦虑专家，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群落。这见到了更多的繁华与破败的对比，体验了更多骄傲与低鄙的落差。他们聚居于一起，更容易对自身的命运与境遇进行反思，更容易也更渴望在这个社会中发出自己的声音。那种压抑的力量，有时真正令人担心的是，目前从事低收入职业的大学毕业生，在现实中通过自己的努力，向上流动的机会不多，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似乎正在认识到这一点。而此类大学毕业生聚居一处，很容易导致这种认识的扩散。这将会在他们中间制造出消沉、无奈的情绪。如此发展，则这些高就将成为一个重大社会问题。 　　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