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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近代中国思想领域与社会阶层的变化
一、思想领域的变化
1、鸦片战争前后的经世致用思潮
经世思想是经邦济世的简称,是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一种传统精神。特点是在遵守儒学根本信条的前提下,致力于解决当时社会存在的现实问题。在中国思想史中,它是“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或隐或现,其强弱显隐程度直接受到外在历史环境的左右。一般来说,当社会稳定,封建专制统治强颈有力时,经世观念就隐而不彰,藏而不露;一旦社会危机四伏,内忧外患纷至沓来之际,经世意识就活跃。明清以来,经世思想二度活跃,一次是明末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抨击封建专制统治,斥责君主为天下祸害,百姓才是国家主体,疾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以经邦济世为已任。(之后是考据,复古之学的兴盛,乾嘉)。
第二次活跃就是鸦片战争前后,嘉道以来,王朝江河日下,末世的衰象日渐显显露,西方殖民者东来,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一部分读书人走出象牙塔,把目光投向社会,力图匡济天下,力挽狂澜,经世之学又兴起。其前后有影响的代表人物有20—30人,龚自珍、林则徐、魏源,其余还有姚莹(《康輶纪行》,嘉庆年进士,按察使),包世臣(嘉庆13年举人曾任知县),梁廷柟(《海国四说》、《夷氛闻记》副贡生、曾任内阁中书),徐继畬(《瀛环志略》,道光进士,道台,布政使,巡抚)。
思想特点:(1)、批判现实。 对社会现实进行无情揭露和批判,批判朝政腐败,斥责当权官僚士大夫,最深刻的是龚自珍。1831—1832写成《明良论》,这是一组“古今病”的时论文章,开了“慷慨论天下事”的先风。他揭发专制帝王用柔性和刚性两种手段,达到“一夫为刚,万夫为柔”的“独制无所制”统治,是“霸天下之民,霸天下之统”的统治,指出在这样的专制统治下,人才被摧锄殆尽。他痛骂官僚的无耻:“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揭露那些有权势的官僚只知车马、服饰、巧言令色,没权势的官,只知练书法、作诗词、官越大,向皇帝献媚取宠的功夫越深。他说,官僚无耻到这种地址,这是“辱国”、“辱社稷”。他认为,这样的时代,是一个衰败的时代,在这个世界里,没有颜色、声音、道路、议论、举世昏昏闷闷,一旦清醒者——才士、才民出现,就会被软刀子杀害,这个社会是扼杀人才,窒息生机的世界。
他们的批判,目的是藉此唤醒统治者,催促他们改革。
(2).倡言变革。他们竞相提出“补偏救弊”方案,如刷新吏治,惩治贪污,整饬军备。
重点在漕运、盐运、河工、农业等关系封建王朝切身利益的方面。如漕运一直是封建王朝之“正供”,以河道为主,但长期以来,河运“层层有费,可不得不索之官,官不得不索之民”,成为一大苛政,经世思想家们为了改变这些弊端,积极倡导以海运代河运。在河工方面,提出“以治为主,以防为辅”,御坝、浚淤并举的办法。
农业是他们讨论的重点,包世臣提出“天下之富在农”,“治平之枢在郡县,而郡县之治首农桑”,“长官之职在兴利除弊,劝课农桑”。魏源认为:由于国家对农民的过度征发,“遂改邑开成墟”,农业衰败,因此,国家必须减轻农民负担,使农民“敢顾家业”。龚自珍认为,缩小贫富差别是改革的主要目的,他写了《农宗》,设计了一套按血缘宗法关系继承财产,分配土地的方案。四个等级:大宗、小宗、群宗、闲民,大宗分田百亩,小宗、群宗分田二十五亩,闲民不分田,做大宗的佃户,一个大宗可役使五户闲民,小宗、群宗可役使一户,且只能用同姓,同姓不足,才用异性,并必须报官府批准。
(3).提出御夷、制夷思想。这主要是在鸦片战争后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说,鸦片战争以后,在这些经世派中出现了新的民族意识和改革意识。
民族思想的本质是注重自我的体认。这种民族自我意识感受最强烈的时期,往往是一个民族遭受外来的侵略和压迫之时,民族意识的强烈程度、与民族遭受的外在困扰成正比。但其表现在不同政治地位的人中是不同的。封建顽固派表现出的是狭隘的民族主义,以排外为特征,以华夏为中心,或者是无视事实单纯的闭关,当国门关闭不住时,又纠缠于礼仪之节。它的发展,实际就变成了一种变态的民族虚骄自大心理。
而地主阶级经世派就不同了,在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中,他们把民族观念由传统趋向近代,形成近代开放的民族观念。林则徐严厉禁止鸦片、但他不象道光帝那样,在禁烟的同时禁止一切贸易,而是把禁烟与通商区别开来,主张只要不运鸦片,即可友好通商。同时,他还从民族的自我体认进到对世界的体认,他不赞同保守派对西方世界的闭日塞听,主张了解西方,所以他“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编写了《四洲志》草稿,介绍各国历史、政治、疆域情况。林则徐了解西方的策略思想是:“必须时常操夷情,知其虚实,始可定控制之方”,知夷为了制夷。魏源则在《四洲志》基础上编写了《海国图志》,把林则徐的思想概括为“师夷长技以制夷”。林、魏的民族意识,立足于制夷,即民族自强,而自强的途径,则提出了向西方学习的课题,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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