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法治在中国法治化进程中的价值性研究要点讲解.docVIP

社区法治在中国法治化进程中的价值性研究 法治是一个历史过程，其本身具有规律性。法治建设，抑或说实现法治化，就是遵循法治客观规律，以法治精神和法治方式，促进法治状态的生成和不断完善。在我国的法治进程中，社区法治既是国家法治建设全局中的基础环节，又是能够进一步加快法治进程的社会空间。无论是社区职能本身,还是社区治理、法治社区和社区法治化，都具有法治社会建设“试验田”、“示范区”和“晴雨表”的条件特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社区法治建设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到整个国家法治进程的快慢。因此，本文拟对法治社区在我国的法治进程中的价值进行探讨。 一、社区治理的演进是我国社会法治进程的缩影 社区一词最初出现在19世纪末, 由德国社会思想家滕尼斯首先提出的,指人们基于亲密伙伴关系所形成的生活共同体。其后,被各国学者引申和扩展、广泛使用。早在20世纪30年代，费孝通等学者已经将“社区”概念翻译引入我国, 但直到1986年,民政部要求开展“社区服务”,才第一次以官方身份使用“社区”概念,“社区”称谓开始普及。1991年,民政部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中明确, “社区是指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笔者认为,“社会性”和“区域性”是社区概念中的两个本质规定, 进一步地, 社区应理解为与“国家”、“政府”、“单位”、“农村”等相对的、具有一定规模的“由社会人聚集而成的社会区域”。根据我国城市社区的历史演进和现实状况,我国城市社区一般指居民委员会治理下的聚居区域，我国的社区法治也源于居民委员会的城市基层治理。回顾我国的社区法治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并且具有“早生”与“迟长”的特点: 第一阶段: 产生与中断 我国的城市基层自治几乎与新中国同步发展。1954年12月,根据54年宪法精神,第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颁布《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规定:“为了加强城市中街道居民的组织和工作,增进居民的公共福利,在市辖区、不设区的市的人民委员会或它的派出机关指导下,可以按照居住地区成立居民委员会。”以法律形式宣布居民委员会是“群众自治性的居民组织”。居民委员会建设在全国展开, 1956年到1958年的城市居民自治发展呈现“黄金时期”。之后,尤其是“文革”期间,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受到严重破坏。 第二阶段: 恢复与徘徊 改革开放后,中国基层民主重新获得发展。1980年1月19日,国家重新颁布了54年的《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从而使城市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开始得以恢复和发展。然而,这一时期的社区治理活动并不活跃,面对问题的性质与当下有很大区别,缺乏法治意义。1989年,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对改革开放条件下城市基层居民自治的性质、任务、组织形式及其他相关制度作出了全面规范,城市基层群众自治实践有了更加明确的法律指导。 第三阶段: 发展与探索 步入90年代，社区治理逐渐成为全国性实践。为了贯彻《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从1990年开始,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结合本地实际,制定了相应的实施办法。同时,许多城市也依法进行了居委会整顿和建制改革，调整社区规模，健全居委会组织机构,完善工作制度，初步理顺各方面工作关系。1991年民政部“意见”中提出“社区建设”概念后,社区建与居民自治在目标、价值、功能等方面紧密结合, 逐步成为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治理实践的新领域。尤其是90年代中后期以来,法治取向( 至少是在文件或宣传上)的社区治理活动和探索普遍展开。 我国社区治理—特别是社区法治的“早生”与“迟长”, 反映了我国社区发展过程暗合了市场化、城市化、现代化与法治化相互促动的历史逻辑。现代法治一般产生于市场化、城市化、现代化的社会转型中。我国城市社区,多是改革开放和以上三化综合作用下的社会产物。上海、深圳两个老新大城，在社区问题上的状况,就是最好的说明。中国传统大城市中,上海的城市发展,市场经济因素最为深厚,同时又成为全国经济改革开放的领军城市；而深圳,基本就是基于市场经济基础上快速崛起的新兴大城市。“社区”治理问题,在上海,“早生”而持久,“迟长”而根基深厚；在深圳,则呈现轻装上阵、蓬勃发展之势。沪、深之所以能够在社区治理实践上处于领先位置,根本在于其市场化、城市化、现代化的基础和水平。在全国范围,尽管在新生政权初步稳定后,我国就开展了基层民主自治,这是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主动顺应和把握,也说明由新中国建立而启动的我国现代化进程,一开始就具有法治化的客观需要。不过,我国社区法治“早生”后的中断,固然受到观念等政治因素的影响,根本原因还在于处在计划经济的社会环境下,社区法治尚不具备外部条件,也缺乏内部需求，社区自身还欠缺新生意义,而整个国家层面的社会法治建设更是无从谈起。 二、现阶段社区已经发展成为我国法治的新生战略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