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悲剧说钱评辨析.docVIP

王国维悲剧说钱评辨析 程亚林 1904 年，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根据叔本华的“三种悲剧说”，判定《红楼梦》 是“悲剧中之悲剧”。此说得到了比较广泛的认同。但时隔八十年，钱锺书却1984年新版《谈艺录》的《补订》中指出，这是王国维“于叔本华之道未尽，于其理未彻”的表现，认为《红楼梦》如果要摘取叔本华所谓“悲剧之悲剧”这顶桂冠，必须重新改写。这是20 世纪我国两大学者的一次思想碰撞，也显示了我国学者在理解和深化叔本华悲剧学说方面的进展和成就，值得重视。鉴于已注目及此的论者在评论这段公案时仅仅认同王说，而斥钱评为“误读了叔本华”，对钱评的意义和它在阐释学上的价值缺乏了解[1]，特辨析如下。 一 首先应该肯定的是，王国维判定《红楼梦》是“悲剧中之悲剧”，其立论标准全本自叔本华。 叔本华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51 节后一部分专门论述了他对文艺悲剧的看法，并按照悲剧作者在悲剧中引导悲剧性事件出现的不同“途径”将悲剧分为三个类型。这三个类型是：1，恶人“肇祸”； 2，“盲目的命运”制造不幸；3，“由于剧中人彼此的地位不同，由于他们的关系”在“不能说单是哪一方面不对”的情况下造成了不幸。而第三类悲剧比前两类“更为可取”。因为在第三类悲剧里，既无“可怕的错误或闻所未闻的意外事故”，又无“恶毒已到可能的极限的人物”， 而只是描述“在道德上平平常常的人们”因“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 “为这种地位所迫”而“互为对方制造灾祸”。它意味着，悲剧是“一种轻易而自发的，从人的行为和性格中产生”的事件，是人的意志“本质”必然引出的结果，是人类命运必处的“复杂关系”和任何人都“可能产生出来的行为”带来的“无需为不公平而抱怨”的灾祸。它既不是“离开我们老远老远的威慑力量”，又不是“罕见”、“例外”、“可以躲避”的打击，而是“与我们接近到可怕的程度”，可以“畅通无阻”地随时降临到每个人头上的不幸。它说明的是作为“同一意志”的各个现象，具有“互相交叉”的“意向”的每个个体必然在社会日常生活中“自相斗争，自相屠杀”的道理。这样的悲剧，必然使人“不寒而栗，觉得自己已到地狱中来了”[2]。 王国维对《红楼梦》的前述判定，是对叔本华“三种悲剧说”的具体运用。他首先转述叔本华的话说： 由叔本华之说，悲剧之中，又有三种之别：第一种之悲剧，由极恶之人，及其所有之能力，以交构之者。第二种，由于盲目的运命者。第三种之悲剧，由于剧中之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蝎之性质，与意外之变故也，但由普遍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彼等明知其害，交施之而交受之，各加其力而各不任其咎，此种悲剧，其感人贤于前二者远甚。何则？彼示人生最大之不幸，非例外之事，而人生之所固有故也。若前两种之悲剧 ，吾人对蛇蝎之人物，与盲目之命运，未尝不悚然战栗；然以其罕见之故，犹幸吾生之可以免，而不必求息肩之地也。但在第三种，则见此非常之势力，足以破坏人生之福祉者，无时而不可坠于吾前；且此等残酷之行，不但时时可受诸己而或可以加诸人；躬丁其酷，而无不平之可鸣；此可谓天下之至惨也。[3] 然后说： 若《红楼梦》则正第三种之悲剧也。兹就宝玉、黛玉之事言之：贾母爱宝钗之婉懿，而惩黛玉之孤僻，又信金玉之邪说，而思压宝玉之病；王夫人固亲于薛氏，凤姐以持家之故，忌黛玉之才，而虞其不便于己也；袭人惩尤二姐、香菱之事，闻黛玉“不是东风压西风，就是西风压东风”之语（第八十一回），惧祸之及，而自同于凤姐，亦自然之势也。宝玉之于黛玉，信誓旦旦，而不能言之于最爱之祖母，则普通之道德使然；况黛玉一女子哉！由此种种原因，而金玉以之合，木石以之离，又岂有蛇蝎之人物，非常之变故，行于其间哉？不过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为之而已。由此观之，《红楼梦》 者，可谓悲剧中之悲剧也。[4] 在他看来，贾母、王夫人、凤姐、袭人破坏贾宝玉与林黛玉的“木石之盟”而力促贾宝玉、薛宝钗的“金玉之缘”，都有因其“地位”、“关系”而形成的迫不得已、无可指责、绝对不能以“恶”称之的理由。但身处这种“地位”、“关系”包围之中的贾宝玉、林黛玉却实实在在、痛苦惨怛地遭遇了令人同情的不幸。这种悲剧，人人随时都可能遭遇和经常迫不得已地在制造，因而是“悲剧中之悲剧”。这种分析和判断，显然是对叔本华“三种悲剧说”的演绎。 其次，王国维判定《红楼梦》为“彻头彻尾的悲剧”也本于叔本华。 叔本华在上书同一节中又谈到了悲剧在内容上的基本特征。其一，悲剧“以表出人生可怕的一面为目的”。它在人们面前“演出人类难以形容的痛苦、悲伤，演出邪恶的胜利，嘲笑着人的偶然性的统治，演出正直、无辜的人们不可挽救的失陷”，以暗示“宇宙和人生本来的性质”，亦即宇宙和人生的本质是意志，而意志只能给人带来痛苦这一性质。其二，悲剧中最高尚的人物必然追求解脱。由于痛苦可以使人对宇宙人生本质的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