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中西方文论话语的构型.docVIP

中西方文论话语的构型 第一节 语义型语言与语法型语言 中西方文学作为人对外部真实世界的观念性思考或体验的结果，都力求创造一个艺术的世界来反映真实世界的本质。因此，中西方文学理论就其本质特征上的认识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中西方文论在带有全面性、关键性、本质性的问题上颇具融合的可能性,中西文学观在其形而上学的本质特征上有着惊人的一致。 但是由于文学观之思植根于不同的文化场域,中西方文化观念、文化体系、文化思维存在着较大差异，因而形成了中西方文论不同的话语体系，而话语作为文化最核心的部分，对该文化体系的文学观念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所以，对中西方文论话语的解剖，是理解中西方文论基本的也是重要的途径。 话语的差异性或话语的独特性，是由话语直观的言说和独有形态为接受者 首先感知的。话语的构型异质最为直接地呈现出了不同话语系统的特征。对中西方文论话语加以比较，最基础的比较便可从话语构型来切入。不同的话语符号系统及其结构关系，规定了两种文论的异质特征。话语符号最基本的构成要素便是文字。20世纪的语言学家索绪尔在其重要著作《普通语言学教程》里曾指出： 我们可以说，不可论证性达到最高点的语言是比较着重于词汇的，降到最低点的语言是比较着重语法的。这不是说“词汇”和“任意性”，“语法”和“相对论证性” 始终各各同义，而是说它们在原则上有某些共同点。这好像是两个极端，整个系统就在它们之间移动，又好像是两股相对的潮流，分别推动者语言的运动：一方面是偏向于采用词汇的工具，不能论证的符号；另一方面是偏重于采用语法的工具，即结构的规则。 例如，我们可以看到，英语的不可论证性就比德语占有重要得多的地位，但超等词汇的典型是汉语，而印欧语和梵语却是超等语法的标本。”[1] 索绪尔在在这里将语言划分成了两种类型：着重于词汇的；着重于语法的。着重于词汇的语言倾向于采用词汇的工具；着重于语法的语言则是偏重于采用语法的工具。并且，索绪尔在举例时明确指出汉语是“超等词汇的典型”，即它是以词汇为核心来构建话语的符号系统，而印欧语是“超等语法的标本”，说明它是以语法为构型原则形成的符号系统。两类不同的符号系统各有其话语建构的独立原则。于是，中西方文论话语便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构型方式：语义型与语法型。 中国当代语言学家徐通锵在其论著中也将汉语与西方语言区分为“语义型语言”与“语法学语言”。他认为中国汉字是典型的语义学语言，它采用直接编码的方式，以“字”为本位，注重语义，需要直觉感悟、整体领悟，具有模糊、简明、含蓄的特点，为螺旋式结构。而西方语言是典型的语法型语言，它采用间接编码的方式，以“句”为单位，注重语序，需作构造分析，具有精确、周密、直露的特点，为直线式结构。[2]不论徐通锵对中西两种语言的差别界定是否完全妥当，但其对中西方语言在编码上有差异的认识是符合语言实际、千真万确的。中西方语言的语码迥异，就导致了中西方文论话语构型基本层面的不同。 也有不少汉语学家认为中西方语言的差异在于：中国的汉字是表意文字，而西方文字（如英、法、德语的语言文字）是表音文字。表音文字指字符表示的是语言中的语音，语义是通过语音的二度联想才产生的。表意指字符表示了语言中 [1] [瑞士]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84-185页 [2] 徐通锵:《语言论——语义型语言的结构原理和研究方法》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徐行言何谓雄浑？荒荒油云，寥寥长风者是也荒荒油云，寥寥长风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 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谓语”结构框架的形式要求。“主语”和“谓语”之间存在着形式上的一致关系，相互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决定句子构成的因素便是一致关系的语言规则。语义要从“名、动、形”的词类划分与主谓框架的结构关联中去确定。西方话语体系的基本结构单位主要是句子和词两级：句子的结构具有封闭性的特点。词的形式变化、词与词之间在形式上的配合规律，如一致关系、支配关系等是十分重要的、具有决定性的。所以，西方文论话语是一种重“形”的形态型话语，其话语“语义理解的过程更多地通过内在结构，形成了对内在结构的依赖，形成了从局部理解整体的思维模式。”[6]西方语言还具有一个相当重要的文化背景，那就是几百年来形成的对科学技术的膜拜。科学的精神深刻地影响了语言的发展。在语言的构建模式、系统、分析结构、功能等方面，无不依赖科学理论奠定的特殊的地位和方法。无论是规限明确的对象，还是假设推理的理论、公理化证明的方法论，符号加公式的操作与表达方式，无不是“科学”理性浸染 的结果。 西方文论话语意义的理解，主要依赖于对语言的内在结构的分析，从而形成了从局部理解整体的思维模式。从局部到整体的思维模式倾向于先找到要素，再找出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