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流动背景下青年农民工的婚恋困境及原因浅析.docVIP

城乡流动背景下青年农民工的婚恋困境及原因浅析 ??基于布迪厄场域理论的视角 赵维伟 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越来越多的正处于婚恋黄金期的青年农民进城务工，这一庞大的城乡流动人口，不仅在速度、广度和深度上影响着城市和农村的社会结构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在微观层面上深刻地影响着农村的家庭婚恋模式、生活方式、消费价值观念等。其中他们的婚恋问题也逐渐地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由于越来越多的农村80后的务工青年从农村熟人社会步入了充满流动性和陌生感的城市社会，对于处在婚恋阶段的年轻群体来说，进入城市后所接受的新的生活方式和恋爱观，已经深刻地影响了他们传统的婚恋观念和婚恋行为，并且他们也逐渐参与到了一个以自由恋爱为主流价值观的现代陌生人婚恋场域，脱离了以婚姻介绍为依托的传统熟人婚恋场域。这两个婚恋场域各自有着不同的实践逻辑和惯习，且参与者之间的资本占有不同，分别围绕着城市和乡村社会这两个不同的社会结构体系运行着。这些年轻农民工在场的条件是自觉地主动地接受城市的婚恋观念和婚恋行为，正处于婚恋期他们最易于接受城市的自由恋爱观，从而进入城市陌生人的婚恋场域，这就是在场。但是在这个场域中他们属于资本匮乏者，不是真正的城市居民，没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生活在城市的最底层，又处于经常地城乡流动状态中，有鉴于种种制度不平等和资本占有分配不均，他们又经常处于缺场状态，并最终退场。由于场域中的惯习和实践逻辑可以影响到场中的每个参与者，而农村务工青年又同时受到这双重场域的交织影响，使得当前农村青年的婚姻模式具有很大的变动性，并成为农村社会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 农村婚恋场域中的传统婚姻模式 场域是贯穿布迪厄社会学理论各种层面的一个核心概念。布迪厄说：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场域是以各种社会关系联结起来的表现形式多样的社会场合或社会领域，虽然场域中有社会行动者、团体机构、制度和规则等因素存在，但是场域的本质是这些社会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简单地说，场域就是个体处于其中的特定网络或结构空间，场域是一种人为的社会构建，它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自主化过程后才逐渐形成的产物。而且场域是充满力量和竞争的，场域中最活跃的力量是资本，包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以及符号象征资本。 数千年前，农村就形成了以门当户对、着重地位财产、家族势力等为核心资本的传统婚恋场域，要求子女遵从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介绍的方式，这是这个场域中的实践逻辑。几千年来，农村的婚姻都是如此操办的，从而形成了一整套繁杂的婚姻程序，而且费用昂贵，据计算现在农村男方家庭娶媳妇平均要花三万多块钱，对于一个农村家庭，结婚如同盖房子一样，属于花钱的大事。而且这种婚姻模式一直持续到现在，尽管1929年至1930年国民党颁布的新民法典中改变了传统清末修订法典中的关于男女结婚的规定，即结婚从来没有被期望为可以自由选择的事情，不管男子还是女子。在民国新颁布的婚姻法完全否定了这条规定，而改为：婚约应当有当事人自行订定。这就在法律制度上确定了男女平等和个人权利的原则。[1]但是由于传统婚约的实践惯习的存在，使得现代绝大多数农村子女结婚都是需要有中间人介绍对象的，然后可以有一定的自主选择性。尽管相较于传统社会的结婚程序有所简化，但是基本的步骤一直保留至今。 这一系列的传统结婚礼仪和程序保留至今，既是我们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这个传统婚恋场域中的实践逻辑，其中强调门当户对的惯习发挥着重要作用。惯习就是一种潜在行为倾向系统，一种结构形塑机制，其运作来自行动者的全部决定因素，具体表现就是那些寻求资本量相近或更多的家庭结为亲家的行为倾向。它多出于对家庭、家族财产的维护和自我生活维持等实际生活的考虑，较少以个人爱情或偏好来衡量。在这一偏好影响之下，绝大多数家庭要在熟人场域内建立联姻平台，更具有地方化和区域化特色。 惯习和场域的关系表现在：一方面，它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制约关系，场域构造了惯习，这是一个场域的内在需要的外显产物；另一方面，它是一种认识的构建关系：惯习将场域构建成一个有意义的、有价值的世界，在其中使得个体的能量为之投资。场域中力量的较量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男方家庭的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量，以及在本地所拥有的象征资本等，越是富裕且家族势力强大的家庭就越是可能娶到有钱人家的女儿，或者貌美有才的贤惠女子，这是场域中的基本逻辑和规则；另一方面女方家庭本身无需太多经济资本，女方家庭口碑、操行好，也拥有竞争优势，暂且说这也是资本，往往比贫穷的男方家庭有更强的选择性。这个场域中除了资本的较量外，也存在性别比失调的基本现实，女方本身就是一种角逐的资本。作为两个家庭联姻的婚姻模式, 父母有着绝对话语权和支配权。因此衡量对方家庭资本状况成为首要考虑因素。比如对方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