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监管的社会代价解析.docVIP

　金融监管的社会代价 　　陈志武　　经济观察报（2011年5月23日） 　　金融危机以来，加强监管的呼声很高。虽然在科学家的眼中即兴反应恰恰属于人的行为偏差，从长远看是非理性的，但是，在现实舆论和社会政治气势下，理性往往是奢侈品。看到危机冲击，人类的自然反应就是呼吁强化监管。特别是在对监管权力缺乏制约机制的情况下，危机情绪更容易成为监管权力扩张的借口。 　　让人庆幸的是，三年不到，中国、美国和其他经济体都相继复苏。虽然关于二次探底的说法还不时出现，但理性已在逐步取代情绪，我们开始冷静评判强化监管的收益与代价。 　　过去这些年，在强化监管舆论的支持下，监管机构尤其是银监会到底推出了什么举措？监管过多的社会成本如何体现？如何评估？有多少？监管内容增加后，谁吃亏谁受益？我们知道，监管政策每强化一步，都会给社会带来后果，而这些后果不可能只是好的。在监管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必须权衡利与弊，特别是在利为显而易见但社会成本并不直接可见的情况下，更不能只看利而忽视负面社会后果。 　　监管不受制约的社会代价 　　监管权力过大导致寻租，对这方面的认识已经比较多。实际上，这仅仅是监管所带来的诸多问题的一种，不当监管的更大代价还是在社会层面。这些年，民间金融迟迟不放开，所给的理由主要有两个：一是为了维护金融稳定、防范金融风险；二是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利益，说民营金融机构出于逐利会发放高利贷，剥削借款人。这些理由当然难以拒绝，但只看到了禁止民间金融带来的安全和稳定，却忽视了带给社会的代价，也忽视了几乎所有其他国家的金融体系都以民营金融为主的事实。风险和稳定始终是强化监管的合理理由。 　　我们先看个案。据《南风窗》记者曾东萍报道，湖北省荆州市监利县王垸村，家家户户都养殖水产，但像多数村庄一样，这里有机会创业致富、增加就业，可是没资金，每年资金缺口约500万元。而另一方面，虽然本地人钱不多，但从老年人到青年人，很多有投资需要，尤其是老年农民，他们不仅承受一般意义上的三农之苦，而且还因子女外出打工、子女数量少等因素，面对极不确定的养老挑战。对他们来说，互助性金融机构不仅最合适，也最需要。 　　2006年3月，在三农学者李昌平及村委会帮助下，王垸村老年人协会，也就是后来的养老基金会成立。当年，86人入股，股金总额27.2万元。年底分红，每位老人拿到280元。至2010年底，协会股金总额103.8万元，包括村委会出资50万元，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垫本10万元，219位老年人的股金43.8万元。 　　王垸村养老基金会，吸纳同村老人股金，向村民发放贷款，利息用于分红。2009和2010年，每位入股老人分别得到分红650元和500元。对城市人，几百元分红可能无足轻重，但对这些老人却不一样。就以村委会75岁的守门老人为例，她独居村委会提供的宿舍，2010年收入是低保金600元+村委会工资2000元+基金会分红500元，500元分红对她很重要。 　　养老基金会的好处很明显：一是资金投放本地，增加年轻农民的就业；二是有利于社会和谐，让年轻农民不必背井离乡外出打工，能跟父辈和子女在一起生活；三是通过老年人股东每年的分红收入，缓和养老问题；四是减轻政府的养老负担，帮助解决三农问题。政府给农民补贴，是不错，但更重要的是还给农民金融自由权。 　　可是，像这样对个人、社会和政府是多赢的养老基金会，在2007年和2011年两次被勒令取缔，理由是该基金会未经有关部门审批。具体依据是2007年1月22日开始施行的银监会《农村资金互助社管理暂行规定》，规定农村资金互助社的筹建申请由银监分局审批，取得金融许可证，方可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规定办理注册登记。2008年6月27日施行的《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农村中小金融机构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中，再次将农村资金互助社列入银监系统的监管范围。 　　单独看这些规定，好像没什么问题，但在银监体系下，农村金融机构的设立存在区域、股东资格、资金门槛等诸多限制，使所谓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设立进展十分缓慢。限制如此严格，以至于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到2010年末，全国数万个乡镇中，已开业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才395家，其中村镇银行349家，贷款公司9家，农村资金互助社37家。大多数农村金融机构只好通过工商渠道注册，获得准身份，打擦边球，这些自发金融机构随时可被定性为非法集资。 　　早在2007年，王垸村老年人协会按规定到荆州市银监分局办理申请，还托关系去疏通。但并未如愿，得到的通知是要求停止放贷活动，依法清退资金。后来，老年人协会将名称改为养老基金会，偷偷继续运行。虽然从2003年以来，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是关于三农的，都强调要发展农村金融，包括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支持有条件的合作社兴办农村资金互助社，然而，今年初湖北省政府相关部门和银监局仍然发出通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