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汉学研究详解.ppt

三大汉学家理雅各、德庇士与翟理思被合称为 19 世纪英国汉学的三大星座。 （一）、理雅各的古代经籍翻译 首先译《书经》 《竹书纪年》。 理雅各与法国学者顾赛芬、德国学者卫礼贤并称汉籍欧译三大师。 1862年起，理氏依靠王韬协助 始译《诗经》 理雅各有卷帙浩繁的《中国经典》问世。 《易经》 《春秋左氏传》《易经》《礼记 》相继译毕。 （二）、德庇士的中国文化研究 德庇士(1795-1890) 写下《中国概览》(1836年)、 《中国见闻与鸦片战争的观察和思 考》(1841年)、《鸦片战争时期 及媾和以来的中国》(1852年)等 著述。 《中国概览》原名《中国人、 中华帝国及其居民综述》， 是一部资料丰富的鼎力之作被公认为是19世纪对中国的最全面的报道。 （三）、翟理思的文学史研究 翟理思(1845—1935年)，是一位外交官出身的汉学家。 著有《中国概要》 《古今姓氏族谱》《中国绘画史导论》、《儒家学说及其反对 派》、《中国的文明》等。 所撰《汉英字典》 被认为是其一生的最大成就。 选译《聊斋志异》160余篇(1880年出版)， 编译《中国文学瑰宝》(2卷，1883年出版)， 选介中国历代诗文作品，尤其是他的《中国文学史》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它首次以文学史的形式向英国读者展现了中国文学在漫长的发展历 程中的全貌。 1906年，英国财政部门成立专门的委员会，研讨改进汉学教学和研究问题。委员会由利伊勋爵任主席，邀请一些著名专家学者进行调查，1909年形成调查意见向国会报告，这就是英国汉学史上有名的“利伊报告”。报告建议将伦敦大学的大学学院和帝王学院合并，由国家拨款成立东方研究院，研究范围包括印度、中国、马来西亚、缅甸、日本、东非和西非等国语言。 以培养专业的汉学人才和从事高级学术研究为主，而不是把训练为商业服务的翻译人才作为唯一宗旨。 1944年，根据当时外交大臣艾登（战后成为英国首相）的建议，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任命斯卡布勒伯爵为委员会主席，调查研究大学和其它教研机构中东方、斯拉夫、东欧和非洲语言文化开设情况，并提出利用和改进的意见。委员会经过八个多月的调查于1946年4月提出报告，这个被称为“斯卡布勒报告”明确指出：英国的东方研究状况落后，人才缺乏，现有的研究规模和教学水平不能适应现实需要，与其它西方国家也存在相当的差距。报告建议：1、应在大学建立东方学研究机构，设立专门的系和专业来从事东方语言、文化研究，而不应停留在只在几所大学设立少数教授职位；2、应该平衡教学中语言知识和专业研究、古典研究和现代应用研究之间的关系，使东方学成为对东方历史、文化、经济、宗教、哲学、民族学、考古学等进行全面研究的学科；3、加强大学的东方研究部们，增添新的教授职位和研究职位，提高其教学人员的水平，增加图书设备，为科研提供条件；4、给攻读东方学的研究生提供资助，使他们能从事深一层的研究；给教师提供资助，使他们能有条件到东方各国去进行实地考察研究 　1961年，英国政府鉴于“斯卡布勒报告”已实施15年，遂指示大学委员会建立一个特别委员会，就“斯卡布勒报告”实施情况进行评估，并针对第三世界非殖民化浪潮提出新的改进意见。委员会由海特爵士担任主席。委员会于1961年提出报告，报告指出：由于研究基金太少（特别是1952年以后），又没有集中使用，因此“斯卡布勒报告”中的建议只部分实现，因此必须加大经费投入；在研究方向和指导思想上，非语言领域的教学和研究以及现代亚非的研究急待加强。“海特报告”和“斯卡布勒报告”一个最大的不同点是，不再将东方学教学和研究完全交给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来筹建和作出发展规划，而是建议建立一定数量的地区性研究中心，使不同学科的学者集中起来共同研究某一特定课题。这在汉学研究已得到初步发展并面临转向的六十年代，确是一个颇有眼光的建议，它不但有利于汉学研究的进一步全面发展和在全国普及，而且有利于发扬各种学术力量的各自特色，使专长历史文化和文学研究的传统汉学与新开辟的现代政治经济文化研究的现代汉学在学术转型时期各有选择、各有趋归。对英国高校汉学教学和研究机构的建立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三 主要汉学家 翟林奈、霍古达、叶女士、颜慈、西门华德、崔瑞得、苏利文 三、20世纪7O年代的英国汉学 《帕克报告》 　“海特报告”之后的二十多年中，英国政府再没有过问过东方学的教学和研究情况，而这个时期，正是美、日、德、法等国汉学研究突飞猛进时期：美国的汉学研究此时已成为西方世界的龙头老大，它创立的“现代汉学”在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对欧洲传统汉学已形成极大的冲击；日本的“中国学”此时更加系统化和规模化，随着研究中民族特征的显现，此时的“汉学”已被日本学者称为“东洋学”，从日本的主流文化沦为外国文学，完成了历史角色的置换；相比之下，英国的东方和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