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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司法证明模式样态逻辑与转型  作者：谢澍（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 出处：《中国刑事法杂志》2013年第11期（引用请以原文为准） 摘要：我国刑事司法证明模式属于“新法定证明模式”，强调证据链条形式上相互印证，遵循线形诉讼结构的单向思维，呈现“新整体主义证明”之端倪，可以概括为“以印证为中心的整体主义证明模式”。刑事司法证明模式与刑事诉讼模式存在共振关系，其生成逻辑未走出传统诉讼文化之窠臼，亦未能挣脱行政化与非专业化之束缚。借助法社会学、法经济学研究方法对刑事司法证明模式进行评价，可以在“活法”与“死法”间作出判断，在“公正”与“效率”间作出抉择。模式转型之际，需要保持开放的话语姿态，但也不必以域外为样本亦步亦趋，而应聚焦中国问题，建构“以证据裁判为主、自由心证为辅”的中国模式。 关键词：刑事诉讼 ?司法证明 ?证明模式 ?证据裁判 ?自由心证 目次： 一、引言:“哥德巴赫猜想”的逻辑起点 二、我国刑事司法证明模式之基本样态 （一）强调证据链条形式上相互印证 （二）遵循线形诉讼结构的单向思维 （三）呈现“新整体主义证明”之端倪 三、我国刑事司法证明模式之生成逻辑 （一）传统诉讼文化之窠臼 （二）司法证明的行政化运作 （三）证明理论的边缘化地位 四、多维考察：以法社会学和法经济学为视阈 （一）法社会学维度：活法抑或死法？ （二）法经济学维度：公正还是效率？ 五、我国刑事司法证明模式往何处去？ （一）以证据裁判为主、自由心证为辅 （二）从限制证明力到限制证据能力 （三）调整刑事诉讼各阶段证明标准 六、结语：正当其时 一、引言：“哥德巴赫猜想”的逻辑起点 　　司法证明被称作证据法学中的“哥德巴赫猜想”，古今中外的司法官员和证据学者为破解这一难题而不懈努力。[1]显然，“哥德巴赫猜想”的证成不可能一蹴而就，对司法证明的研究仍有待深入。发端于上世纪60至70年代的“新证据学”思潮引领英美证据学科发生了一个重要转向，学者们不再拘泥于证据可采性规则的研究，而是重拾威格摩尔的“司法证明科学”思想，运用跨学科方法致力于对证明机理的探索，开辟一个全新的知识领域。反观我国，传统证据理论强调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指导作用，并对证据法理进行哲学层面和经验层面的探讨；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学界关注的重点逐步由静态的证据论转向动态的证明论，但探讨的重点仍是证明对象、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等制度层面的问题；近期，有学者开始将眼光投向司法证明的技术层面，从不同视角展开对证明机理的初步探索，不失为一种具有现实意义的尝试，但研究成果仍存在相当大的局限性。[2] 　　毋庸讳言，司法证明是一个复杂、浩大的研究领域，研究者除了扎实的法学功底之外，还需要具备对交叉学科的理论认识。笔者无力证成证据法学中的“哥德巴赫猜想”，本文也并不涉及司法证明的所有知识层面，而是结合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的现实问题，对司法证明理论的逻辑起点——证明模式——加以初步探索，以期贡献绵薄之力。过往论述中，笔者曾将我国刑事司法证明模式概括为“以印证为中心的整体主义证明模式”，[3]本文试图进行延伸讨论，逐步解构这一证明模式的基本样态与生成逻辑，并借助法社会学、法经济学研究方法对其加以评价，藉此挖掘刑事司法证明模式之于中国语境的应有之义。 二、我国刑事司法证明模式之基本样态 　　国内有关证据理论的学术成果早已浩如烟海，但对“证明模式”的研究却是乏善可陈，最有影响力的当属龙宗智教授关于“印证与自由心证”的探讨： 　　 　　其后，所谓“印证证明模式”在学界占据了极高的话语权重，不少有识之士纷纷沿袭这一进路对我国刑事司法证明模式深入研究，并提出模式转型的理论构想。[5]诚然，在我国的刑事诉讼中，强调两个或两个以上证据包含相同或相似的事实信息，可以说，刑事证明标准名为“证据确实、充分”，实为“证据相互印证”，但笔者仍很难认同“印证证明模式”属于自由心证体系这一论断。我国司法实践中向来存在法定证据情结，证据立法中对限制证据能力的证据规则与限制证明力的证据规则之关系模棱两可，特别是在“两个证据规定”出台之后，呈现出将经验法则一般化、逻辑法则规范化的立法倾向，有学者甚至将此诠释为“以限制证据证明力为核心的新法定证据主义”。[6]这样的定义不无道理，尽管新《刑事诉讼法》第53条出现了“排除合理怀疑”的表述，但我国刑事司法证明模式仍缺乏自由心证元素，除了强调证据链条形式上相互印证以外，还遵循线形诉讼结构的单向思维并呈现“新整体主义证明”之端倪，由是之故，笔者将其概括为“以印证为中心的整体主义证明模式”，是一种“新法定证明模式”，试析之。 　　（一）强调证据链条形式上相互印证 　　放眼域外，或许没有一个现代国家在刑事司法证明过程中像我国一样强调两个或两个以上证据间相互印证：在英美法国家，仅有“孤证”的案件可以起诉，并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