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地方治理研究要点.ppt

因而,与西方相比,中国缺少的是民主政治、公民社会的长期酝酿和市场经济的成熟发展,也就是西方地方治理的“根基”在中国很大程度上缺失了。这些也正是学者们所提到的“基础性工作”。这些基础性的工作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完成。中国的现代化走的是后发外源型的道路,面对外部世界的压力,我们不可能像西方那样在内部经历一个缓慢的制度变迁过程。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尤其强调发挥政治权威的主导作用。 我们所面对的课题是:在缺乏民主法治、市场经济、公民社会的根基,必须发挥政治权威主导作用的条件下,如何尽快地生长出中国特色的地方治理来。“政府路径是可以打破的,政府路径也是可以移植的,但反映不同制度的价值观不可能与制度的打破或移植同步消亡或植入,因而在制度移植的再创造上价值理性比工具理性更重要。”具体而言“, 就是让人们在价值理性上树立民主的价值观,远比在工具理性上拥有一个民主制度更为重要”。 比如:我们不仅在农村社区和城市社区建立和完善基层民主自治制度,而且还在基层社会大力进行民主法治意识的宣传;我们不仅设计制度来制约和保障公共权力的行使,而且还教育掌权者牢固树立执政为民的思想;我们不仅为民间组织创造了良好的制度环境,而且还与之进行沟通协作,引导、培育、保护它成长壮大。这些行为不仅有制度移植的工具理性,而且更有培育根基的价值理性。 五、当代中国地方治理中的公民参与 （一）地方治理中公民参与的发展历程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增加了人们对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信心，刺激了人们权利意识的觉醒。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新中国建立后的第四部宪法，简称“八二宪法”，不仅恢复了“五四宪法”有关公民基本权利的内容，而且新增了许多内容，使公民权利重新得到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宪法保障。同时，国家还以根本大法的形式确立了公民“结社自由”的权利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形式，为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和社团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依据，也为公民参与权利的实现提供了组织保障。 传统公民参与阶段 1、最早启动的“村民自治”项目始于1988年6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经过10年的试验探索，最终成为广大农村社区的治理方式。 2、城市社区建设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其目的是为了适应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完成“单位人”向“社会人”的转变，为社区居民提供服务。 3、我国的社团及民间组织的发展起步较晚。社团组织改革也是伴随改革开放进程中政府逐步向市场、社会还权的过程而展开的。1999年之后，对社团的规范终于由突击式的清理整顿进入到日常的行政管理中。 这一阶段的公民参与除了政治领域的选举、投票之外，公共管理领域尤其是政府治理方面几近“零参与”的状态。 新公民参与阶段 进入21世纪，新一届政府的施政理念发生转变，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成为新的发展目标。在科学发展观与构建和谐社会的民本施政理念指导下，尊重公民权利成为影响地方政府的改革一大因素，这也可从地方政府的改革与创新实践中略见一斑 。 首先，公民参与的内涵扩大。 其次，公民参与群体日趋广泛。 （二）地方治理中公民参与的现状与特点 1、参与主体 1）参与主体多元化。 2）参与动机维权化 。 3）参与意识明朗化 。 4）主动参与的升温。 2、参与客体 1）参与环节由局部到全过程。 2）参与领域的扩展 。 3、参与方式1）有序参与制度途径的不断完善。 2）公民参与的新形式。主要有：一是机关效能投诉中心。二是志愿者行动。三是共同生产。四是公民参与的制度化。 （三）地方治理中公民参与的前景：问题、挑战与思考 1、新形势与新挑战 一方面，改革造成的不同群体的利益调整导致集体性上访、示威事件的增多；另一方面，部分与普通民众或某些群体利益相关的公共决策引起各种纠纷。与此同时，基层自治实践与社团组织的活跃激发了公民参与意识，培养了公民参与习惯，增加了公民参与知识，扎实了公民参与基础，而这些又成为地方政府进一步推动公民参与的现实要求。在世界范围来看，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深，经济上迅速发展的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正成为西方政界与商界共同关注的又一焦点。西方国家的发展历史说明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为政治参与提供了条件，而政治民主化又反过来影响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尽管近些年来国际上一些国家由于存在意识形态、国家利益等差异，对中国民主化进程持有偏见，并不断提出批评，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偏见和批评却成为中国政府加快推进地方层次公民参与的主要外部动力。因为中国发展不仅需要世界各国对其经济成就的认可，更需要世界各国对其中国特色政治体制的认同，这既是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的需要，也是发展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正是由于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