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场者”与“后来者”的对话.docVIP

“在场者”与“后来者”的对话 　　“想象中国的方法”是王德威先生的提法，但是对于当代作家来说，要讲述中国的故事，仅仅有叙事层面的“想象”是不够的。对于历史的理解以及对于现实的考察，都是用文学表现中国所不必可少的储备，对于表现宏阔历史篇幅的长篇小说尤其如此。如何表达中国这一现代民族国家不断更新的经验，与此同时公正地处理历史，不仅仅关乎作家个人的眼光与能力，同时也意味着一个民族自我认识和自我表述的智慧与自觉。近年来文坛涌现了不少反思共和国历史的长篇小说，大多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持讽刺、否定的姿态，渐渐形成一种常规性的意识形态，很难说没有概念化和新的固化之嫌。这与1980年代以来“告别革命”的主流思潮有关，在当代文学的谱系里，建构起与认同革命、热情歌颂社会主义的十七年文学截然不同的叙述范式，莫言的长篇小说《生死疲劳》和柳青的《创业史》正是分别处于两个文学阵营之中的作品，农村题材是他们共同关注的话题。 　　今天看来，《创业史》仍然是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的典型之作，《生死疲劳》则大体未出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兴起的新历史小说的脉络，两部作品乍看之下各自泾渭分明，似乎没有什么新鲜的可比性，但若简单地以“左”/“右”论之，或以一句标签化的“政治图解”“宏大叙事”或“告别革命”“反历史”打发，难免挂一漏万。在对比的视野里重读《创业史》与《生死疲劳》，是因为两部作品涉及了一个共同的对象：农业合作化运动①，这个对象可以放入共和国六十年的历史中，进行总体性的思考。“过去”与“当下”两个观察视点互通有无，或许可以找到不乏价值的真正“对话”，有助于我们重新思考中国的农村土地所有制以及讨论中国农村的命运。 　　两部作品的前后创作间隔了近50年，比较二者历时性的差异，需放在一个共时性的框架中才能确立比较的合理性。因此本文拟以农业合作化运动作为入口，以“主人公形象”“叙事矩阵”“父子关系”“公有制与私有制之争”等作为探讨对象，最后将思考回归到如何理解“历史”本身上来。理解与观照历史，并且保持对现实的切实关怀，是“讲述中国故事”不可缺失的文学品质，无论是十七年文学，还是新历史小说，都只是一种讲述故事的范式，而唯有“跳出”某一意识形态控制和概念化的束缚，才能够给予更加公正的对待历史、书写历史。 　　一、从“英雄”到“反英雄” 　　《创业史》的故事发生在1953年到1954年，《生死疲劳》则跨越了半个世纪的当代中国史，两个小说文本书写的历史篇幅不同，在1950年代初农业合作化运动这一段是重合的，因此本文将以此为讨论历史的聚焦点。“历史与英雄一直是两个被捆绑在一起的概念”②，在这样两部书写宏阔历史的长篇小说中，寻找“英雄”是一种不自觉的阅读期待，在合作化运动中浮出历史地表的两位“英雄”的形象落差值得关注，作为叙事元素的小说主人公也确实可以提供比较空间。 　　蛤蟆滩年轻的党员，互助组带头人梁生宝，是典型的十七年文学的正面人物。小说通过梁生宝建立互助小组、帮助贫农解决活跃借贷困难、买稻种、办新式育秧、率领小组成员进终南山、办灯塔社等一系列事件，塑造了一个目光远大，谦虚能干，吃苦耐劳的崭新的中国农民形象。最关键的是，梁生宝是共产党员，坚定地跟党走，有着明确的阶级斗争意识和社会主义的政治理想，政治上的先进性注定了梁生宝要成为蛤蟆滩合作化运动的“英雄”。《创业史》一面世即广受好评，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塑造了梁生宝这个“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梁生宝）是十年来我们文学创作在正面人物塑造方面的重要收获”③。虽然在六十年代文坛关于梁生宝和梁三老汉形象优劣有过长时间的争论，也曾有批评家指出梁生宝的塑造太过于图解政治，缺少艺术上的饱满性与真实性④。但是无论怎么说，梁生宝作为小说中的英雄人物、理想人物是确凿无疑的，“他（柳青）笔下的梁生宝，不管带不带所谓的理念化，都不可否认是社会主义革命文学中最早出现的社会主义英雄人物的成功形象”⑤。梁生宝与刘雨生（《山乡巨变》）、朱老忠（《红旗谱》）、卢嘉川、江华（《青春之歌》）等处于同一个英雄人物序列中，他们都以前所未有的坚定意志、神圣品格、乐观精神，积极参与社会主义革命实践，这也是十七年文学积极配合政治意识形态号召，多少有些“概念化”的产物。 　　梁生宝的“英雄”形象是在与反动阶级的斗争中树立的。有学者提出可以按照格雷马斯的叙事矩阵来剖析《创业史》的人物关系，而这一文本内部结构几乎完全参照了毛泽东1955年所做的报告《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对于贫下中农、中农和富农入社的战略性部署： 　　梁生宝，高增福，欢喜――公有化/正面人物 　　王佐民，杨副书记――帮手/正面人物 　　蛤蟆滩三大能人――反公有化/反面人物 　　梁三老汉――非公有化/中间人物⑥ 　　梁生宝互助小组最终证明了合作化的优越性，成功地建立起灯塔社，将代表了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