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苦旅》出版前后.docVIP

《文化苦旅》出版前后 　　我没料到，1992年3月，由我策划编辑，上海知识出版社出版的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会成为一本顶级畅销书，不但连续畅销二十多年，而且至今还有多个版本在销售。我更没料到一本书能产生如此大的蝴蝶效应，而且围绕着书和人还闹出那么大的动静，经过二十多年的持续发酵，这实质上已经演绎成一个我们无法回避的文化事件了。 　　从墙角捡起的书稿 　　《文化苦旅》开始是在《收获》杂志开的专栏。由于那时的杂志副主编李小林的督促和逼稿，使得余秋雨一直能坚持写下去。得益于巴金先生主编的《收获》杂志在文学界的影响力，《文化苦旅》开始刊发就兆头不错，在圈子里有了口碑，当时，若干内地文科院校发表了一些有质量的关于《文化苦旅》的评论文章，但由于学校和评论者地位不高，所以没什么大的影响。我是在《收获》最先读到《文化苦旅》的一些篇目。虽然，我对余秋雨的文章一直抱有好感，但我当时的出版兴趣不在文学上，所以也就没放在心上。此后，《文化苦旅》遭遇了长时间的出版困境。先是南方的一家出版社向余秋雨约稿，余秋雨同意了，可他们只是想把《文化苦旅》做成一本放到旅游地卖的、类似于旅游指南的小册子，当然，内容就不需要太多，他们提出要余秋雨删掉部分内容，这让余秋雨感到很不开心，就委托李小林帮他收回稿子。 　　随后，上海文艺出版社也愿意出版，但只能放到该社已出版多年，并有许多作家加盟的散文丛书中。余秋雨认为，散文丛书参加的人太多，而且开本太小，显得小气，所以也就搁下了。一次，我去余秋雨在龙华的家谈事，他专门同我谈起《文化苦旅》出版上不愉快的事。我听后当即说，把稿子给我吧。当时看到他扔在书房角落里、像一堆废纸般的书稿，真是惨不忍睹。稿子很零乱，一堆稿纸大大小小，有杂志的复印件，有他手写并修改过的，还有几块内容用浆糊拼接的。稿子上满是那家南方出版社各种色笔画画改改的痕迹。正如余秋雨在《文化苦旅》初版后记中对这个过程的描述，他已经对《文化苦旅》的出版不再有任何奢望。可笑的是，多年前上海某报一个小记者在一篇相关报道中，无视这个事实，竟然编造出“出版社王姓编辑拿到书稿后欣喜若狂”的虚假情节。当时有媒体朋友告诉我并建议追究其责任时，我还是原谅了这个记者的年幼无知，当年他可能还是小学生，以一个学生幼稚的作文想象力（或者是受什么人蛊惑），想当然的编造出自鸣得意的虚假情节。面对这种无知，我除了选择不予理睬外，还能说什么呢？ 　　我拿到稿子后，第二天一上班，就找了出版社一位已经退休的资深编辑，请他用统一的500格稿纸，全部工整地抄写一遍。然后，我抓紧认真阅读稿件，我的基本感觉是，作为散文非常好读，而且关注历史大事件，反映人生的体验，富有细节美。而且，余秋雨很有说故事能力，尽管这是散文，其实，他每一篇散文里都有一个故事结构，故事简单，脉络清晰，让阅读者顺此脉络进入，轻松有趣。这恰恰符合一般读者的阅读习惯。再加上他独特的文字表现力，自然就会拥有读者，我喜欢这本书。但我当时并未想象它能成为一本顶级畅销书，没有这个期待。 　　我的出版建议得到了施伟达总编、朱效荣社长的支持。当我告诉余秋雨，我准备出版《文化苦旅》时，他有点惊讶。更让他惊讶的是，我的意见恰好与那家南方出版社意见相反，认为书的内容不够，需要补写和充实。需要更多的信息量，加强文化的厚重感。因此，他又补写了一些篇章，如《风雨天一阁》等。书稿也从原来的18万字左右，增加到23万字左右。 　　精品图书是做出来的 　　书稿正式立项后，我在文化圈内做了点测试，找了一些读过《文化苦旅》的朋友沟通，大部分人的阅读反应与我的感觉基本相同。因此，我对《文化苦旅》的出版前景建立了信心。经过思考，我们基本确定《文化苦旅》的出版定位，厘清出版思路。我要求《文化苦旅》作为本社重点图书列项和运作，出版形式决定以精装本为主。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作者非常看重出版社的口碑和出书的质量。出精装本就是出版社给作者一种高规格的出版礼遇。当时做这种选择还是很有风险的，因为精装本出版成本高，导致定价高，会不会影响销售？所以，当时除了一些公认的学术经典著作有此规格外，散文类书几乎不可能享受此礼遇。而且那时，出版界基本还没实行版税制，基本都是字数稿酬加印数稿酬方式支付作者报酬。事实上，一般书稿（非畅销书），这种支付方式与版税方式相比，作者得到的差不多，但如果是畅销书，当然就差多了。所以那时，作者更加看重的是出版社的品牌和出书的质量。当然，出精装本就是一种待遇。当时，余秋雨也没想到我们会这样做。他很满意。第一次印刷，我们做了7000册精装本，3000册平装本。 　　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其实精装本并不适合阅读，书比较重，翻阅不方便，未必是最好的选择。但当时来说，精装本显得更加有文化分量，放在书架上更端庄，同时，也体现了对作者的尊重，满足作者和出版者的文化自尊。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