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受贿罪若干问题的探究介绍.docVIP

关于受贿罪若干问题的探究 王先福 引言：受贿罪，根据我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三百八十八条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或者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个人所有，或者利用本人职权或地位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行为。 受贿罪是一起严重的职务经济犯罪，败坏政府形象，毒害社会风气，历来为刑罚惩治的重点之一。随着社会的发展，受贿罪的犯罪方式、手段层出不穷，而新刑法的出台不仅适应了新形势的需要，也化解了部分的分歧。但在司法实践中，很多涉嫌受贿罪的案件在界定罪与非罪时仍出现争议，争议的内容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对“利用职务之便”的理解有所不同；是属于受贿还是属于接受正当馈赠；是属于受贿还是属于借用，等等。因此，本文将就这几个方面的内容展开讨论，研究罪与非罪的界限。 一、对受贿罪“利用职务之便”的理解 （一）“利用职务之便”的含义 在认定受贿罪时，首先要准确理解“利用职务之便”的含义，要正确的区分受贿罪的“利用职务之便”和贪污罪、挪用公款罪中的“利用职务之便”在内涵上是不同的。由于贪污罪和挪用公款罪所指向的对象是公共财产，因而其“利用职务之便”表现为利用主管、管理、经营公共财产的便利条件。行为人的职务与侵犯的对象公款之间存在紧密联系。而受贿罪则不同，由于受贿罪的本质特征是权钱交易，受贿罪所指向的对象是职务行为本身，受贿罪中的贿赂来源于请托人，因而行为人的职务和请托人的利益之间存在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正是因为有这种联系，贿赂行为才得以发生。 根据我国《刑法》第385条的规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构成受贿罪的必要条件。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 (试行)》中指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利用本人职务范围内的权力，即自己职务上主管、负责或者承办某项公共事务的职权及其所形成的便利条件。由此可见，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包括两层含义：其一、利用本人职务范围内的权力；其二、利用本人职务范围内的权力所形成的便利条件。 利用职权的表现形式为：在某一单位内部，对某一公共事务的处理往往需要经过承办人承办，并提出承办建议，再由领导决定等多个环节，相应地，利用职权即表现为利用经办权、建议权、决定权等。三项权力既相互独立又相互统一，其独立性表现在；第一、三项权力往往由不同的主体行使；第二、不同的权力主体可以各自独立地行使权力，不受他人(包括领导)意志的约束。其统一性表现在；第一、三项权力存在于同一单位内部，经办权、建议权是基础；决定权是核心。经办权、建议权依附于决定权，服务于决定权，脱离于决定权的经办权或建议权是毫无实际意义的。三项权力往往作为一个整体作用于行贿人的利益，而第二、三项权力之间可能相互影响，承办人可能考虑领导意见，领导也可能考虑承办人意见。 利用职务上的制约关系包括纵向的制约和横向的制约两个方面。纵向的制约关系一般表现为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即上下级的隶属关系。上级领导人员凭借职务上的制约、隶属关系，指使、命令、要求下级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为请托人谋利益的，属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利。如成克杰受贿案，成在任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副书记、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期间要求中国建设银行广西分行等三家银行为某企业发放贷款，而收受贿赂。关于成克杰受贿案的一审判决、二审裁定均认为，成与三家银行及其负责人具有管理制约关系(银行有关负责人的任命要征得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同意)，其帮助请托人从银行获取贷款，属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①。横向的制约关系一般表现为非上下级的两个单位之间，在人、财、物或业务上存在控制与被控制、监管与被监管关系。如电力局与企业、海关与码头、财政局与监狱等等。这种控制与被控制、监管与被监管的关系应是单向的，而不是双向的。如梁泽辉受贿案，梁在任太平海关货管科科长期间要求与海关有业务关系的码头(码头货物的装卸、仓储、查验、放行等业务都要受海关监管)允许个体运输户刘某进入码头运货，事后，刘以入股分红之名送给梁人民币360万元。根据刑法第385条的规定，一审以受贿罪判处被告人梁泽辉无期徒刑。 （二）如何理解利用过去职务上的便利 利用过去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利用曾经担任而现在已不再担任职务的便利。司法实践中主要是指离、退休的国家工作人员能否构成受贿罪的问题。有观点认为，离、退休国家工作人员虽已脱离原工作岗位，但原来的职务和地位形成的关系和影响仍存在，这种“余权”作用其实是原来职务便利发挥的作用。他们利用“余权”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从中索取或收受财物的行为同样侵害了国家机关正常活动和信誉，其性质与在职国家工作人员的犯罪行为相同，应以受贿罪论处。对于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