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现代哲学语言学转向之后.docVIP

词语破碎之处何物存在——西方现代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之后 内容提要 现代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是以两条线索进行的：英美语言分析哲学的科学主义路线和欧洲大陆语言哲学的人文主义路线。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之后，哲学家们试图以语言为中心建立起一个反二元论的意义整体。以往在认知过程里被当作一种透明介质的语言，接受了哲学家们从各个角度的聚焦透视。对语言的关注，是人类认识能力深化的结果，也是哲学自身发展的一个必然阶段。但是，在语言学转向之后的哲学正在将语言神秘化、迷信化，从而陷入了语言的牢笼。 关键词 语言；转向；语言分析哲学；存在 ? 　 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标识出现代与传统的对立和差异。现代哲学关注的主要对象由主客体关系或意识与存在的关系转向了语言与世界的关系，将语言问题作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力图摆脱形而上学的阴影，以语言为中心建立起一个反二元论的意义整体。那么这一转向是否真正解决了传统哲学的危机呢？它对哲学的真实意义何在呢？ 一 现代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是以两条线索进行的：英美语言分析哲学的科学主义路线和欧洲大陆语言哲学的人文主义路线。 首先是语言分析哲学的兴起。 从哲学产生之初，语言问题就包含在哲学思想之中，只是人们一直将语言作为再现事物的本质、表达思想的工具。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哲学家关注的是万物的本体问题；近代以后，认识活动的主体及其所使用的认识方法成为哲学关注的中心。到19世纪末期，自然科学的新发展又动摇了“由笛卡儿创始的、与牛顿力学同时发展起来的近代哲学范式”(库恩语)。 在现代科学的发展过程中，科学语言的内在结构及其运动构成了科学理论发展的动力学因素，制约着科学理论的进步和深化。对于科学理论来说：“最有意义的不是直接观察到的东西的精确性质，而是对被观察到的东西(即理论事实)给出解释性的表述，因为正是这些理论事实的集合构成了科学知识的基础。”也就是说，任何科学知识都要通过特定的科学语言系统才能描述、解释和把握客观世界的规律性。而现代数理逻辑的出现，使得人们可以在知识领域里使用变元和量词所意指的东西，从而保证逻辑发展的普遍性和一致性。这样，逻辑性、一致性取代历史性成为知识的要求。科学给人类生活带来的繁荣连同科学理论的巨大成功，使得科学理论的描述方式及其形式化体系成为人们评价的重要标准。人们要求作为形而上学的哲学也能为认识的可能性问题提供一个可靠的基础，像经验科学一样严谨，并且“有能力对个别科学进行批判”(胡塞尔语)。 1914年，罗素开始将数理逻辑作为一种思维工具运用于哲学领域，他发现凡是真正的哲学问题都可以还原为逻辑问题，就像数学最终都可以还原为逻辑一样。他说：“这并非出于偶然，而是由于这个事实，即每一个哲学问题，当我们给以必要的分析和提炼时，就会发现，它或者根本不是哲学问题，或者在我们使用逻辑一词的意义上说是逻辑问题。”[1](p.24)通过逻辑分析，罗素宣称从柏拉图到黑格尔以来的许多传统问题要么是错误的，要么是虚假的。后来维也纳学派的领导人石里克在《哲学的转变》中进一步指出：“思考表达和陈述的本质，即每一种可能的‘语言’(最广义的)本质，代替了研究人类的认识能力……人们一向认为不能回答、不能解决的，并不是真正的问题，而是无意义的语词排列。”[2](p.8)这样，通过将数理逻辑引入哲学之中，语言分析的哲学产生了。 语言分析哲学家认为，哲学思辨转向语言分析之后，哲学便不再探求终极实在的秘密，不再提出新命题；而是澄清已有的命题，通过建立科学的、系统的形式语言，排除因语言表达式的混乱而产生的基本概念混乱，从而使哲学达到科学主义所要求的“精确”、“明晰”的标准。这样就可以消解传统哲学的形而上学困惑。 二 如果说语言分析哲学是以现代科学的逻辑实证为起点，那么欧洲大陆语言哲学则以现象学和存在论为起点。 虽然现象学的创始人胡塞尔没有明确提出哲学以研究语言为中心，但他创立现象学的目的与实证主义不谋而合，即希望使哲学成为一门严密科学。他认为凭借“直接地认识”描述现象的研究方法，把“现象”、“本质”、“描述”等同起来，就可以使哲学最大限度地获得表述的明晰性。这无疑突出了语言的重要性。在胡塞尔之后，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伽达默尔等人对语言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思考。 在海德格尔看来，从柏拉图以来的传统形而上学颠倒了语言和人的关系，语言从一种“它在”变成了属我(人)之物，从而遮蔽了存在：“正是语言最先造成了威胁和模糊存在的明显状况，也就是造成了失去存在的可能性。”[3](p.155)要真正理解语言的本质，就必须将长期被颠倒的语言和人的关系再颠倒过来。所谓语言的“它在”是指语言只是作为“存在之家”而在，但作为存在之家的语言又注定了召唤人的栖居。人必居于“在”之中，即必居于语言之中。于是，“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