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政府与社会双赢的制度化体系精要.doc

构建政府与社会双赢的制度化体系 [摘要]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涉及到政治治理的结构安排。如何从“大政府、小社会”向 “大社会、小政府”发展，政治理论界的专家、学者们通过大量研究提供着各种流派的某种镜鉴。在复旦大学学习期间，笔者试图通过研究分析香港特区政府与第三部门之间关系的发展路径，寻找二者之间行政管理、合作伙伴、契约构建与行政指导的各种关系及发展状况。对于特区政府第三部门提供服务的各项内容的梳理，使我们得以观察第三部门在特区政府活动的概貌，也为内地第三部门的建设提供宝贵的经验。研究认为，欲完善内地第三部门的制度建构，必须通过政务列举制为政府松绑，通过完善法律法规为社会松绑，还要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切断“二政府”现象蔓延的途径，构建政府与社会双赢的制度化结构。 [关键词] 政府 第三部门 列举制 二政府 1997年的世界发展报告《变革世界中的政府》指出：“历史反复地表明，良好的政府不是一个奢侈品，而是非常必须的。没有一个有效的政府，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都是不可能的。” 为了提高政府的能力和有效性，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范围内出现了行政改革的浪潮，行政改革研究也因此成为中国政治学、行政管理学研究中的关键部分。我们知道，香港政府的行政效率历来为世界所称道，也是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学习的典范之一，很多学者都对其进行过深入研究。近年来，系统地研究和总结香港行政改革和行政发展的开拓性学术专著也越来越多，让我们能够全面地、清晰地了解香港社会发展的模式。 香港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曾经被英国殖民统治100多年。这样的历史，使它成为整个中国公共管理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实验场地。对于中国大陆而言，香港为今天的中国在现代化发展的路径上积累了某种具有示范效应的成就，它所建立的是一个以中国人为主体的现代化文明社会。在香港，中国文化的根基虽然依然存在，但是这种存在已与传统的中国文化有所不同。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传统价值与现代价值在这里互相影响，交相辉映，已经出现了一个新型的现代文明结构，这种结构与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既不能彻底分割，又存在某种潜在的对立发展机制。香港成功的经验不只在经济发展方面，更重要的应该是它在现代化发展方面积累的经验。在“一国两制”的架构下，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不会也不必是香港的现代化道路，但香港全面的现代化经验却是中国在建构现代文明秩序探索过程中值得参考和借鉴的。 在现代管理学中，公共管理就是“公共管理主体为了解决公共问题，实现公共利益，运用公共权力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社会活动”。 这样的概括与传统的公共行政、行政管理相比，公共管理最主要的特征是公共事务治理主体的扩展——公共管理的主体不仅包括具有核心作用的政府，也包括非政府的其他部门，特别是第三部门。“第三部门”是一个类似于“公民社会”一样充满歧义的术语。据说，关于第三部门有100多种定义。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政府与市民互动的中介者。在香港特区，一个广为认可的事实是，第三部门已经成为香港特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非政府公共管理主体，提供着越来越多的公共服务，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香港特区政府2004年的施政报告中，特区行政长官曾表示，特区政府“很欣赏社会福利界的非政府机构所做出的贡献，把他们作为特区政府的合作伙伴”。作为提供公共服务的两类不同主体，政府与第三部门之间的关系无疑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公共管理模式的一个重要层面。本文在研究第三部门时，主要以社会福利服务领域为例，对香港特区的第三部门参与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情况进行研究。 一、香港特区政府与第三部门关系的发展 英国占领香港后的一段非常长的历史时期，港英当局对社会福利基本上是漠不关心、放任自流的，只有由华人社会的慈善团体和教会兴办一些救济性质的福利事业。二战结束后，香港第三部门及其提供的公共服务快速发展起来，在不同时期重点也不尽相同：20世纪50年代，主要是志愿福利机构开展救援工作，他们依靠先进国家和海外救济组织的资助与政府一同来为难民提供应急福利服务；60年代随着经济迅速恢复，政府改变态度，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开始积极参与社会福利事业，民间志愿福利机构仍然扮演着先锋角色，开展试验新型服务，为香港社会福利发展奠定了巩固基础，设立了香港公益金；70—80年代，随着政府用于社会福利开支的增加，志愿机构提供服务的迅速扩展和对政府资助的日益依赖，使得志愿机构与政府迅速建立伙伴关系，对公众交代的问题愈来愈受到关注，配合发展了多元化服务；到了90年代，市民越来越要求政府对社会福利做更完善的研究和更好的计划。为了使用于福利服务的公共资源有所交代，政府着手使福利服务的提供合理化并加强了志愿机构和社会福利署的内部管理。在这个过程中，志愿机构也开始加强自己对政府相关政策制定过程的影响力，不断巩固社区网络，让市民认识到志愿机构所提供的服务。进入21世纪，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