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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美洲的制度变革 外部模式及其不可预见的后果 Kurt Weyland 美国得克萨斯州 kweyland@austin.utexas.edu 收稿日期：2010 年12 月10 日 受稿及定稿日期：2011 年2 月28 日 概要：颇具影响力的理论认为，制度影响行为体的行为，但也建立在行为体的行为基础 上。学者如何避免内生性陷阱呢？本文强调一种在一定程度上外源性因素的相关性，即制度 模式及其设计。由于这些概念设计并非出自行为体的偏好，它们在制度建设中发挥了不可低 估的独立作用。事实上，拉美借鉴过很多第一世界的模式。但是，这些模式一旦被引进到迥 然不同的客观环境中，常常无法保证其严格而坚决的贯彻，因此无法得以良好运转。非正规 机制由此而产生，它们指导着行为体的行为。因此，外部经验对制度发展会造成持续的损害。 I. 引言：制度理论与内生性漩涡1 制度设计及变革理论存在内部矛盾：一方面主张制度具有因果关系的重要性；但另一方 面，这些制度的产生源于理性行为体的利益和战略上的相互作用。Przeworski （2004 年）等 很多作者都曾很严肃地指出：这两种基本观点相互冲突。假如制度纯粹是个人偏好和选择的 产物，特别是假如对制度概念的理解中“制衡性”高于“限制性”，那么制度如何发挥独立 的因果关系作用呢？如果制度是理性行为体利益与能力的伴生现象，制度就无法真正的“推 动变革”。 这些相互矛盾的观点反映出内生性的问题。很多学者认为制度——正规或非正规的游戏 规则（North，1990 年:3）——影响行为体的政治行为。例如，公共职务的候选者会根据民 主竞争原则来调整竞选策略和技巧。比例代表制鼓励他们采取各种方式争取获得各单一选区 的选票多数优势。但是，当制度塑造选举和行为体的行为时，制度主义的重要支派就会支持 相反的观点，即制度的建立和保持来自理性选择和战略上的相互作用。作为这一主张的最突 出代表，理性选择的捍卫者认为制度能够保证制性，只要任何一个相关行为体都没有兴趣和 权力实施变革，制度总能保存下来。但如果制度以自私行为为基础，它们如何塑造行为？制 度主义似乎陷入一个逻辑循环，那就是内生性漩涡。 制度主义，特别是其理性选择的观点陷入“Przewoski 陷阱”并非偶然（Przewoski，2004 年）。每当理性选择的捍卫者需要解释模式的不可预见的稳定性及其政治影响的时候，总会 诉诸制度主义。Kenneth Arrow 的不可能性定理及其衍生观点似乎预示着一个循环，即政治 路线与无法实现对权力权威的民主决策之间的往复循环。但即使是最迅速地环顾正式制度之 外的“真实世界”，也能够非常确定政策与外部动荡完全无关。反之，政治行为体常常做出 具有相当持久性的、与美国相似的政治体制决策（Shepsle，1989 年）。 这种经常性的摇摆不定，虽然理论上讲很令人意外，但从经验上讲却很明显。为了解释 这种摇摆不定，作者们诉诸制度原因。制度规范决策过程，并由此保证制度内的参与者优先 1 本文原发表在《拉美政治杂志》，2009 年1.1 期，第37-66 页。《今日拉美，社会科学杂志》感谢德国杂 志授权发行本文西文版。英译西的译者为Juan Camilo Maldonado Tovar ，责任编辑Flavia Freidenberg 。 考虑实现自身的偏好。例如，议长可以按序投票给不同的议案，有利于通过他们所偏好的议 案。因此，制度产生了一种“结构上的制衡”（Shepsle ，1989 年）。 这种论述对发现经验主义观察与理论期望值之间的重大差异是十分必要的。它挑战理性 选择的方法论个人主义依据。如果政策的决定性特征源自超个人宏观结构，理性选择怎么能 够主张它来源于“微型结构”？结构促成制衡性的理论本身会把理性选择变为结构主义。实 际上，已经有一些理性选择的捍卫者对这种观点做出过颇具影响力的结构主义解释。 但是，大多数理性选择的支持者不愿与方法论个人主义决裂。他们用所谓的“微型结构” 攻击文化主义、结构主义和历史制度主义。很容易理解，他们不愿意放弃这么有效的武器， 不愿意改变立场，不愿意与宿敌联合。相反，他们尽力强调制度的重要性，强调制度本身只 不过是个人利益和理性行为体之间在战略上的相互作用的产物（Shepsle，1989 年）。因此， 他们捍卫“微型结构”，但也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