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银行“生前遗嘱”的监管释义资料.docVIP

民营银行 “生前遗嘱”的监管释义 丁建臣 董小平 遗嘱与财产相关。作为民事行为的遗嘱具有意思表示、财产处分和死后生效基本特征。“生前遗嘱”(Living Wills)制度又称恢复与处置计划(Recovery and Resolution Plans, RRPs)，在2011年11月20国集团(G20)戛纳峰会后发布的《金融机构有效处置框架的关键属性》文件中提出。2014年3月，银监会要求5家试点民营银行设立“生前遗嘱”，制定当其陷入实质性财务困境或经营失败时快速有序的处置方案，旨在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保护金融投资者和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设立民营银行必要性自不待言，是否应设立“生前遗嘱”议论纷纷，理论界产生了“支持论”和“反对论”两种鲜明观点。“支持论”认为，银行业是我国金融体系的重中之重，鉴于我国存款保险制度尚未出台，市场化改革进程中“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盛行，为了防范区域性和系统性金融风险，切实保护投资者和储户的财产利益，民营银行设立“生前遗嘱”有助于实现风险自担，保证公平竞争。“反对论”认为，对民营银行过于苛刻的准入监管违背了市场规律，体现了政府对民营银行的天然戒备，凸显不公平“国民待遇”，固化了现有的金融垄断，加大了监管成本，降低了市场运作效率。 笔者认为，金融监管的目的是通过构建一定的制度框架，避免市场和政府“双向失灵”。监管当局要求民营银行发起设立之初设立“生前遗嘱”，至少包含以下监管含义。 首先，释放强化银行业准入监管的强烈信号。鼓励满足特定条件的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并不意味着放松银行准入监管。市场准入监管的核心目标在于最大限度地减少金融机构危机对社会的冲击，但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壁垒并不能够确保金融稳定，而过度的行政救助也未必能使问题金融机构摆脱厄运。民营银行缺乏政府担保，资本势力相对较弱，社会信任度较低，吸储能力较弱，运营成本较高，业务范围狭窄，且面临诸多现实风险。实行严格的银行业准入监管，以“人、财、物”为对象，防止“带病的人”和“有毒资产”进入银行业，可以造就一个高效服务于实体经济和公众利益的银行体系。从合规性监管到审慎性监管，从准入监管到退出监管，从突破信息屏障到规范经营，从打破银行垄断到充分竞争，从打击监管寻租到遏制监管寻利，只有强化准入监管才能提升银行监管效率。 其次，将风险管理作为银行运营监管的核心。银行业作为高风险、高负债的行业，具有先天的“脆弱性”。利率监管的实质是要为金融商品交易提供真实的而价格信号；基于特定监管体制下的业务范围监管，旨在解决金融机构安全与效益目标博弈中所产上的失衡问题；内部控制是通过权力制衡确保金融机构稳健经营；风险审慎监管的目的是寻找金融脆弱性和稳健性的平衡点。国有银行垄断优势地位依旧，互联网金融击穿低吸揽储模式，民营银行业务范围严格受限，银行“钱荒”频发，资金成本加大，“风险兜底”在所难免。民营银行的诸多特殊风险在于，社会信任风险远大于国有商业银行，市场淘汰风险与日俱增，资本来源与扩张渠道狭窄，吸收存款缺乏优势，控股企业“卖血吸毒”极易掏空民营银行，公司治理结构亟待优化设计。 再次，弥补退出监管空白的政策取向。 保护性监管以信息披露制度、存款保险制度和最后贷款人制度为基本构架，以决定对问题金融机构的处理决策。处理问题金融机构，会发生高昂的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弥补存款保险制度缺失，设定民营银行发起人承担风险兜底责任，规避政府财政和存款人资金风险，可以有效弥补银行退出监管的空白。固然政府具有课税权、发债权和发钞权，但它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金融机构复杂的债权债务关系。行政关闭、命令托管等退出方式，造成遗留问题更多，风险转嫁传染效应更大，国家财政成为资金或财产损失的最终承担者。淡化政府行政手段色彩，设立“生前遗嘱”、市场化重组、司法重组和破产清算，进而构建社会金融安全网，是我国问题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的必由之路。 第四，国际接轨。 民营银行设立“生前遗嘱”作为一项制度安排，欧美国家主要是为解决金融机构“大而不倒”，防止金融体系乃至实体经济全面崩溃。 2009年4月金融稳定论坛(FSF)倡导金融机构维持一种应急计划和程序，提出了“恢复与处置计划”的概念。2010年7月，美国通过了《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 明确了“生前遗嘱”规则的适用条件、责任主体及实施要求。2011年，英国金融服务局(FSA)就这一制度的框架设计和价值追求提出了基本构想。 精髓经验。 FSB要求成员国将“生前遗嘱”覆盖所有可能造成系统性重要影响的金融机构，判别标准是金融机构的规模、复杂度、关联性、可替代性程度等，并要求其制定明确的实施时间表。作为FSB的重要成员国，美国“生前遗嘱”规则采取逐步推行方式，首先在资产规模超过500亿美元的银行控股公司和美国金融稳定委员会认定的重要性非银行金融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