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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的借鉴以及未来发展模式
一、台湾地区银行民营化的背景
20世纪80年代,我国台湾地区当局对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的问题一直持保守态度,对于业内提出的开放民营银行的请求,多以时机尚未成熟、银行数量足够、监督管理制度未健全等理由拒绝。直到80年代中期,这种状况才发生了改变。l985年召开的“经济改革会议”,明确将开放银行设立作为“金融改革”的项目,1989年修订的《银行法》,正式允许民营银行设立。台湾当局对民营银行开放态度的转变,主要是由于当时台湾地区内外的经济金融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
(一)国际“金融自由化”的趋势
20世纪70年代起,西方国家在“金融自由化”思想的影响下,纷纷放松金融管制,采取各项自由化措施,强调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Zahra等, 2000)。这对台湾地区当时的金融发展起到示范作用。另一方面,随着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际资本的快速移动,金融需求不断增加,各类金融创新不断涌现,台湾地区严格的金融管制及由此形成的相对固化的金融体系,已经无法满足当时经济、金融发展的需要,在国际市场上的弊端日渐凸显。
(二)台湾地区经济金融环境的需要
2O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末,台湾地区经济高速增长,人均GDP从l961年的6472新台币上升到l989年的19.96万新台币,年均增长率达12.55%(见图1)。在经济高速增长下,金融服务需求激增。同时,台湾经济实体与金融机构之间的矛盾也日渐显现,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民间经济和以公营银行为主体的银行业间的摩擦明显,限制了整体经济的发展壮大。
资料来源:台湾地区“中央银行”。
图1:1960—1990年期间台湾地区人均GDP
此外,由于长期的贸易顺差,台湾地区外汇储备量由1983年的119亿美元累积到1990年的731亿美元,仅次于当时的美国和日本,造成了货币供给扩张压力。台币在国际压力下被迫持续升值,给出口及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为了满足巨大的外汇结汇需求以及减轻台币升值压力,台湾当局不得不大量发行基础货币,广义货币供应量由1961年的174亿新台币增长到1989年的5.59万亿新台币,年均增长率高达22.02%(见图2)。
资料来源:台湾地区“中央银行”。
图2:1960—1990年期间台湾地区广义货币供应量(M2)
这种情况一方面使台湾地区的公营银行担当金融中介的功能变得十分乏力,无法满足市场信贷融资的需求,正规渠道资金供需严重失调;另一方面,货币供应过剩,社会游资充足,导致各类脱离监管的“影子银行”成为重要的融资渠道,当铺、地下钱庄、民间互助会等地下金融组织兴旺发展。当时台湾地区地下金融的平均融资贡献度接近30%,银行利率与黑市利率并存,金融二元性(Financial Dualism)特征显著,严重干扰了正常的金融秩序。根据台湾地区“中央银行”统计,1991年,台湾地区民间借贷资金规模高达 6000亿新台币,占正规金融体系的30%,占GNP的55%。当时,台湾很多投资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再投资股市,造成股市和房地产出现了泡沫(熊继洲和罗得志,2003)。
(三)提升银行业效率的要求
银行业的整体效率主要来源于足够数量银行之间的适度、有效竞争(Clarke、 Cull 和 Shirley,2005)。20世纪90年代前,台湾银行业在总行和各级分支机构的设立上都受到严格的控制。这种严格的准入管制造成了公营银行的金融垄断,台湾前三大商业银行的利润率均超过100%。然而,公营银行的高效并没有带来整体银行业的高效。在高度垄断下,由于缺乏有效竞争,公营银行作风保守,服务产品创新迟缓等问题明显。当时台湾社会对公营银行体系贷款难、手续繁琐、态度不佳的批评声不断,银行体系效率难以提升。
随着国际“金融自由化”进程不断深入,台湾地区的经济金融问题也日益突出,内外要求开放金融市场的呼声随之日益高涨。台湾当局为了适应时局发展,扭转当时的不利局势,开始逐步放开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牌照审批,推动“金融自由化”。
二、台湾地区民营银行发展的路径
台湾民营银行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四个阶段:1975 —1989年的准民营银行尝试、1989 —1992年的民营银行准入放开、1992 —2000年的公营银行民营化以及2000年后的民营银行兼并重组(见图3)。从其发展路径来看,台湾银行的民营化过程由最初的小范围开放,到民营银行快速发展、民营资本控股公营银行,再到后来台湾金改后的兼并重组,具有清晰的发展路径。
(一)准民营银行的出现
在20世纪50年代前,台湾地区就已经出现了区域性的民间合会储蓄公司,开展信用贷款、小额存款和信贷分期服务等业务。在公营银行垄断银行体系的情况下,许多中小企业向银行融资十分困难,融资渠道不畅,这些民间的合会就成为中小企业融资的重要来源。
1975年7月,台湾地区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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