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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的时代寻找中国家庭的未来 　　编者按 作为“社会细胞”的中国家庭正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宛如这几十年来在经济改革大潮中急遽变化的中国社会。最近，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王培安在世界家庭峰会上表示，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结构调整使我国家庭的规模、结构、形式、功能等都发生明显变化，家庭发展面临一定挑战。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伴随着人口发展领域的巨大变革及经济发展，中国家庭呈现出五大变化：家庭规模小型化、家庭结构核心化、家庭类型多样化、家庭关系松散化、家庭功能有所弱化。相对固定聚居的大家庭形态趋于解体，越来越多的新家庭形态出现，由此也带来了不同的新人群：独生子女、失独父母、丁克族、单亲母亲、单亲子女、不婚族。这些新家庭形态也出现不同于以往的各种新观念，家庭内部成员之间的价值观冲突明显，家庭代际呈现新的对话、磨合。 　　在当今中国，社会流动性大造成一方面家庭成员的自由度变大，另一方面家庭关系松动、缺失，家庭这个社会细胞的稳定性令人担忧。无数从农村流动向城市的人，无数行走在国内海外之间的人，造就这些词汇：漂一代、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空巢老人等等。即使在表面上仍然保持稳固形态的家庭内部，互联网对家庭成员交流模式的冲击也无处不在，家庭财富增加带来的经济理性更在悄然取代传统的家庭价值。 　　流动的时代，网络的时代，财富的时代，这些都是与几千年来自给自足的传统农业中国格格不入的事实，而它们已经到来且不断加速前进，摇晃着、“拆迁”着建立在传统农耕文明基础上的家庭大厦，使之渐渐面目全非。被裹挟着前进的我们，是否还能认识家庭的含义，把握家庭的命运，重建家庭的价值? 　　毕竟，我们都是家的儿女，无论如何我们的内心都需要珍藏一份对家庭温暖的认同与向往，这是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稳定所系。或许，我们需要回到家庭故事中那些熟悉的场景，咀嚼那些早已司空见惯的变化，从中去寻找、把握中国家庭的未来。 　　流动时代，亲情在流失 　　家“漂”在中国大地上 　　随着“80后”一代逐渐进入成家立业、生儿育女的而立之年，他们的父母开始加入“漂一族”行列。本该安享晚年，却为帮儿分忧，照顾孙辈，不远千里“漂”至陌生大城市，为儿养儿。语言不通、文化差异、情感孤独，最痛心是儿女的不理解，每天念叨“恨不得立刻离开”。“老漂族”的日益庞大成为大城市里的一道风景。 　　清晨6点多天蒙蒙亮，在安徽省合肥市南郡明珠小区内，59岁的肖金枝在给儿子媳妇做早餐，然后叫醒5岁的小孙女，帮助穿衣喂饭后，坐20分钟的公交车送去幼儿园，这便是她一天洗衣打扫、带孩子的异乡生活的开始。 　　为了照顾孙女，肖阿姨和老伴从安庆潜山县来到合肥市已有5年，对于家乡的思念却越来越浓，“看见路上有人说安庆话，就想凑上去聊两句，经常会梦见家乡的人和事。但儿子儿媳工作忙，我们走不开啊”。 　　许多老一代打工者仍在坚持。58岁的熊邦明来自重庆北碚区东阳镇，给重庆一家花木公司打工已经有10年时间，老伴也和他一起住在这里。他指着住着的简易板房对记者说，这是公司花3万多元在桥洞里给工人建的。每户一个屋子，他的屋子紧靠着洞口，可以看到外面的江边。 　　家里的大米、蔬菜堆在床侧，灰白的水泥墙、昏黄的灯光，除了床边挂着的几件衣服，屋里没有鲜艳的颜色。 　　熊邦明已经连续3年没有回家过年了，他有一个25岁的儿子，在广东当厨师。他说，老家有4间房子，还有1亩多地，现在都给兄弟们照看了。城里的生活累一点，但还是挺好的。晚上5点半下班，吃完饭就去散散步。 　　熊邦明说，自己还没有想过回家，现在干活挣钱，等老了干不动了再回家种田。记者问他还打算干几年，他沉默了一会儿说：“10年。” 　　留守空巢与追逐自由 　　12岁的王冰，在河南省驻马店市平舆县一所寄宿制学校读书。自从去年4月份匆匆见过爸爸一眼后，王冰已经快一年没有见到父母了。王冰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在山东打工，家里只有他和奶奶。平舆县是劳动力输出大县，大量农民外出务工导致留守儿童数量激增。 　　去年4月份，奶奶突然发病倒在地上，把12岁的王冰吓得大哭，幸亏周围邻居帮忙，才将奶奶送到县城医院抢救治疗。第二天，王冰抱着急忙从山东赶回来的爸爸大哭了很久，央求爸爸不要再出去打工了。“我不想让爸爸再出去了，我害怕奶奶再病了。”王冰说，“我也想像家在县城的同学一样，放学就能回家和爸爸妈妈奶奶一起吃饭。” 　　除了农村留守者外，城市留守者也不鲜见。“现在不是常说‘剩男剩女’吗?我觉得我们做父母的都是‘剩爸剩妈’了。”刚刚从浙江某政府机关退休的刘丽娅告诉半月谈记者，自从儿子大学毕业后留在北京工作，老两口就被“剩”下了。 　　“孩子不在家，老公工作常常外出，很多时候就我一个人在家里发呆，不知道该干什么。”刘丽娅告诉记者，为了关注孩子的一举一动，她开始聊QQ，甚至患上了网络依赖症。 　　而子女们似乎对此有不同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