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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境影响言语交际策略的相关问题研究 语境国内外的发展历史及现状 1.1 国内语境的发展 我国战国时期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优秀的文学家、哲学家庄子的语境思想。在《庄子．齐物论》中有这样的一句话：“言非吹也，言者有言，起所言者特为定也”，表达出“言不尽意”和“言不定义”的意思。庄子的这种语言理解思想与现代语言学对语境研究的重视可谓不谋而合。 西晋时期的政治家、军事家、发明家杜预在《春秋左传集解序》中说“春秋虽以一字之褒贬，然皆需数句以成言”。杜预此话的意思是，春秋笔法虽一字见褒贬，但必须有数句的语言环境，褒贬才可以显示出来。唐代的孔颖达在《正义》中说：“褒贬虽在一字，不可单书一字以见褒贬......经之字也，一字异不得成为一义，故经必须数句以成言。”孔颖达也是说，“数句”是“一字”的语言环境，只看一字不能表现出其意，必须结合上下文才能发现其意的褒贬。 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章句》中说：“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生篇。篇之彪炳，章之庇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子精英，字无妄也；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矣。”这断话的意思是相对于字，句可以是“本”，即语境；但相对于章篇，它只是“末”，即组成成分。句虽然是字的直接上下文，但篇章才是其真正的语言上下文。这段话从字、句、章、篇的相互统一关系来说明一个语言形式在语言环境中的作用。清代学者袁仁林在《虚字说》中说：“实字需用，死字活用，此等用法，必由上下文知之，若单字独用，则无从见矣”。袁仁林在这里也明确提出了上下文（语境）的语用功能。 陈望道先生的“六何”理论，即：何故、何事、何人、何地、何时、何如，被中国语言学界公认为是有关“语境”的最早阐述。张志公教授认为，从比较小的范围看，现实的语言环境对语义的影响最直接，也就是说话和听话时的场合以及话的前言后语。此外，大至一个时代，社会的性质和特点，小至交际双方个人的情况，如文化教养、知识水平、生活经验、语言风格和方言基础等。 王德春教授的语境理论表明，语境是时间、地点、场合、对象等客观因素和使用语言的人的身份、思想、性格、职业、修养、处境、心情等主观因素所构成的使用语言的环境。依赖于构成语境的客观因素并出现一系列言语特点，形成一定体系，这就是语体。由于构成语境的主观因素决定了个人使用语言的作风，这就是文风。修辞方法要在特定的语境中才能显示修辞效果，采用修辞方法必须依赖语境。语言美，言语修养等问题也要联系语境来分析。 何兆熊教授认为，对语境的确切理解必须考虑语言外的因素。他将其分为三类：一是背景知识，二是情景知识，三是对交际双方的相互了解。 胡壮麟教授认为语境包括三个方面：一、上下文语境，指语篇内部的环境；二、情景语境，指语篇产生时的周围情况，事件的性质，参与者的关系、时间、地点、方式等；三、文化语境，指说话人所在的言语社团的历史文化和风俗人情，属该言语社团的人一般都能理解其在语篇中的意义。作为韩礼德的学生，胡壮麟教授对语境的认识和伦敦学派完全一致。他认为语境是语义学家、语用学家、民俗学家、人类学家、哲学家及认知学家等共同关心的课题，但他们各有侧重，因而很难取得一个理想的界定，他提出语境研究三元化的设想，即语境包括：语言语境、交际双方使用语言时的情景和文化知识（背景知识、百科知识、社会文化知识、现实世界知识），并强调“三元化更好地反映了马林诺夫斯基等人类学家、民俗学家和社会语言学家的视角”。 王维贤、李先焜、陈宗明等认为语境的全部含义可包含于指号情境之中，指号情境是当人们应用指号交际的时候，比如说话、写字、操纵交通路口的信号灯、拉响空袭警报器等等，每种情况下所产生的情景或景况。人们所说的每一句话也离不开特定的社会环境。交际者所处的时代或地域，当时当地的社会思潮、风土人情、交际者的世界观、社会经历、个性乃至偶然的遭遇，以及有关的文献资料等等，都是研究语句确定含义的语境。他们把语境纳入到更广泛意义中的指号情境中。 常敬宇把语境分为语言语境和非语言语境。语言语境包括上下文和副语言环境；非语言语境包括社会文化环境、自然环境和语体风格环境。其中，副语言环境一是包括交际双方的眼神、表情、服装颜色等无声一类；二是包括声调、语调、语气、停顿等有声一类。常敬宇把服饰颜色也并入无声语言环境中。他首次提出把声调、语调、语气、停顿归入语境中。这一点与弗斯一致。 王建平把语境分为言辞语境和言辞外语境两大类。言辞语境包括词组语境、句子语境、段落语境和篇章语境；言辞外语境包括主观语境因素和客观语境因素两大类。主观语境因素包括交际者的认识水平、思想修养、心理背景等等，客观语境因素包括交际的时间、场合、对象、交际话题等等。言辞语境其实指的是前面提到的上下文语境，王建平又把它细化了很多。言辞外语境其实蕴含在交际者的经验之中，这种经验也是交际者对世界的认知。 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