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学视野中的汉语学术圣经学》序一.docVIP

《大国学视野中的汉语学术圣经学》序一 钟志邦 北京大学客座教授、牛津亚洲社会与宗教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大约从1950年代初到1980年代初的三十年间，基督教研究在中国的大专院校中基本上是不存在的。中国前领导人邓小平自1978年开始推动的改革开放，可说是直接和间接地给了基督教研究一个生机。1980年代中左右好几所重点大学便随着改革开放的大趋势开始带动和积极参与基督教在学术界的研究。 由于带动和参与的第一代中国学者的学术背景主要是文、史、哲，尤其是西方哲学史，研究的课题、内容和方向便很自然地趋向西方哲学。这样的情况也完全可以理解，因为在西方的思想史上，哲学与基督教神学的关系不但密不可分，甚至是纠缠不清的。进入了二十一世纪初，经历了大约二十年的推动和发展，基督教研究在中国的大专院校以及其他学术机构如社会科学院等，可说是已经建立了一定的学术地位。它的存在和贡献也普遍地被中国学术界接受和认可。它在文史哲以及其他人文学科的参与，也直接或间接地丰富和充实了中国当代的思想内容，拓展了它的视野，提升了它的精神境界。不但如此，由于既定的历史和学术背景，中国当代的基督教研究，也似乎比其他的人文学科更容易与国外的学术界建立互惠和双赢的交流，促进了中国与外国学术界的接触和沟通，非常符合当今全球化以及文明对话的大趋势。 基督教研究在西方学术界的源流是非常深远和广阔的。经过了三十年的断层，仅在当代中国发展了二十多年的基督教研究，肯定仍旧是任重而道远。它纵使在过去的岁月中建立了一定的基础和地位，也有了不少令人鼓舞的成果，却在研究的课题、内容和方向等，有一个很明显的欠缺。这就是圣经研究。基于这个基要和关键性的欠缺，有些学人甚至担忧或怀疑当今中国的“基督教研究”，实质上是否只是西哲史的一个小支流，甚至是一个“附录”（appendix）而已。如上的担忧或怀疑也并非没有一定的道理和缘由。由于一定的历史背景和某些因素，严谨的“圣经研究”（Biblical Studies）确实是一个很微弱的环节。一、圣经的原文，也即是希伯来文（Hebrew）和希腊文（Greek），是严谨的圣经研究必须具备的工具。可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十年间，在大专院校学习这两门外语的机会是非常稀少的。在不熟悉这两门圣经语文的情况下研读圣经，就好像是不通古文的人只能依赖白话文去研读四书五经一样。二、正如较早前已经提及的那样，第一代带动和参与基督教研究的中国学者，大多出身于文、史、哲，尤其是西哲史。从这个背景直接跨入以西方为主流的基督教神学很显然是相对简易的。与此同时，那些从新起步，但年纪较长的中国学者，恐怕也就没多少时间及精力从零开始去学习与中文似乎绝然不同的两门外语了。圣经语文等在中国学术界的式微，也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在中国基督教研究所出版的著作上。谨过去十年而言，基督教研究的著作在中国大陆的出版数目，其实也是相当可观。可是，较有分量的圣经研究成果，如圣经注释及圣经神学，就只能说是凤毛麟角了。在香港道风山的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过去十多年来对推动和发展国内外华人基督教研究所作出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绝大部分在国内参与基督教研究的学者，在不同的程度上都与它有交往。它在2008年完成了第一百本基督教书籍的出版。但其中真正可以归类于圣经研究的寥寥无几。三、令人深感欣慰的是，上述的情况近年来有着明显的改变。随着更多生力军的参与，基督教研究在中国已渐渐出现了一批较年轻的学者用心学习并掌握了一定程度的圣经语文。笔者近两、三年来在国内外的圣经研究学术会议上，也亲自见证了这个非常可喜的发展。 假以一些时日，严谨以及有深度的圣经研究成果将在这些年青的学者当中脱颖而出。黄保罗教授这部著作对今后圣经学在中国学术界的研究即将作出的贡献既是肯定的，也是非常合时的。 黄教授很早就在自己的学术历程中建立了中国文、史、哲的深厚基础。从他有关方面的论著中就可见一斑。他在攻读北欧著名的芬兰赫尔辛基大学的哲学与神学双博士的过程中，不但全方位深入了西方神学与哲学的领域，也同时掌握了研究圣经学所当具备的语文工具：希伯来、希腊、拉丁、德文和芬兰语等。此外，他在公共传媒的参与，也具体地说明了他绝对不是把自己关闭在象牙塔内的学者。 黄教授这部著作，并非是一般的“圣经学”，而是在“大国学视野中的”圣经学。这个意义深长的标题至少表明了如下两点。一、作者很敏锐地觉察到“大国学”在当代中国兴起的重要性以及新的意义。二、在“大国学视野中”论述和评鉴“汉语学术圣经学”，清楚表明作者有意借着圣经学的研究与“大国学”对话。真正的“对话”肯定是双向的。黄教授身为一位基督徒学者既然在著作的大标题上表明了他对“大国学”的重视以及与它对话的意愿，“大国学”的推动和护卫者，就礼当作出相对的回应。他们将以怎样的方式或姿态作出回应，将是笔者以及本书的读者们所期待的。 本书既然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