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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型农民职业化问题研究综述 “三农问题”一直是党和国家关注的重点问题，继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第一次提出要“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以来，2015年2月1日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再次提出要继续“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大力培育和发展新型职业农民，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保障粮食安全，顺应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途径之一。本文就国内的专家学者对我国新型农民职业化问题的研究作如下综述。 一、新型职业农民与农民职业化的定义 什么是新型职业农民？目前主要有以下几种定义：第一，曾一春（2012）将新型职业农民定义为具有科学文化素质、拥有现代农业生产技能和经营管理能力、以农业生产经营为主要职业、农业收入为其主要生活来源、居住于农村（或集镇）的农业从业人员，主要包括生产经营大户、农村发展带头人、技能服务人才三大类。与此比较接近的是蒋平（2012）的观点，新型职业农民是以农业生产、经营或服务工作为专门职业、具有较高农业生产技能和一定生产规模、其收入主要来源于农业且高于当地城镇居民平均收入水平的职业化农民，按照从事农业产业的不同，分为生产型、服务性和经营型三类。第二，朱启臻、闻静超（2012）指出，新型职业农民是指具备市场主体、高度的稳定性、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现代责任观念三大条件的农民。第三，李文学（2012）指出，新型职业农民是充分进入市场，将务农作为商品产业并追求报酬最大化的全职农民，他们素质高、收入高从而能够获得社会尊重。第四，齐国（2012）认为，新型职业农民特指专门从事农村社会管理、技能服务、生产经营的专业人才，从对象上看主要包括农村发展带头人、农村技能服务型人才、农村生产经营型人才；从结构上看具有多层次性且要符合人才金字塔结构；从能力要求上看主要包括科技素质、职业技能和经营能力。第五，王秀华（2012）指出，新型职业农民是具有较高科学文化知识、专门职业素质技能、现代农业经营管理能力、跨区域、流动化、社会化、职业化、有文化的新一代职业农民。综合前述定义可以看出，新型职业农民是对新型农民概念的内涵拓展，新型职业农民不仅要具备新型农民的新特征，还必须具备以农业为专门职业的职业化特征。[1] 中国人民大学的奂平清、何钧力认为，农民职业化是一个过程概念（描述的是传统农民转变为职业农民的动态过程）人类学家沃尔夫曾以从事生产活动的动机为标准将农民区分为传统农民（peasants）和职业农民（farmers）。传统农民以维持生计为生产目标“而职业农民将农业生产作为一项产业来经营”并尽可能地追求利润的最大化（Eric R. Wolf.1966：2）。这一区分也揭示出二者的最大差别：传统农民是社会学意义上的身份农民而职业农民更类似于经济学意义上的理性人。英国经济学家弗兰克·艾利思将农民划分为追求利润型、风险规避型和劳苦规避型等类型，显然，职业农民是追求利润型农民。从国外的相关研究来看，追求利润被看作是职业农民的一个重要特征。西方发达国家较早经历过农民职业化过程，从中可以看出在此过程中农民所发生的转变。Patrick Svensson在研究19世纪的瑞典农业发展状况时发现，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过程中，农民主动参与圈地运动，进入信用交易市场和教育系统，并且发生土地流转行为。Tony Lynch等根据澳大利亚的农业状况，认为农民在成为一个“职业人”（professional body）的过程中，最重要的转变之一是接受经济知识和农业生态知识的培训。由此可见，农民的职业化是农民市场参与程度加深、知识文化水平提高、经营能力加强的过程。[2] 二、新型职业农民的特点 第一，新型职业农民是以现代市场经济为背景的农民。传统农民生存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或计划经济之中，农产品市场化率极低 ，农民务农的目的仅在于追求生活温饱、维持生计；新型职业农民则生成和生长于市场经济之中，他们以市场为导向、以利润最大化为原则配置农业生产资源，其产品不是为了自给自足而是为了以商品的形式进入市场，其农业生产经营活动是市场化的经济行为而非自给自足性的务农行为。 第二，新型职业农民是具有自由从事农业职业选择权的农民。传统农民的务农行为具有“世袭”性和强制性，传统农民世代务农，否则就无其他生计，具有很强的“世袭”性，传统农民“生产什么”要么迫于生存需要，要么由上级计划所决定，具有很大程度的强制性；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职业农民则是根据自己意愿、自身利益选择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具有充分的职业选择权，农业生产类型和规模均可以由农民根据市场状况自主决定。 第三，新型职业农民是拥有丰富文化知识和先进农业生产技术的农民。传统农民的务农技能带有很大的世袭性，往往是从父辈那里沿袭下来的经验型技能，有的务农技能长达几百年乃至上千年而无变化；新型职业农民为追求自身利益和财富最大化，具有强烈求知欲和掌握先进农业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