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东市居民购物行影响因素空间分异.docVIP

丹东市居民购物行影响因素的空间分异 摘要：利用2010 年丹东市活动日志调查数据，把居民最常去的购物地视为一种购物出行偏好，以居民对购物地离家的感知距离作为因变量，个人及家庭属性、居住空间属性、购物活动情况等作为自变量，建立基于不同区位的OLS 回归和WLS 回归模型，探讨丹东市不同区位居民购物出行偏好的影响因素及空间分异。结果表明：不同区位居民购物出行的主要影响因素存在显著差异，内城以商业密度、年龄为主；近郊以购物频率为主，远郊以年龄为主。此外，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对不同区位居民购物出行的影响不仅作用强度存在显著差异，作用方向也有所不同。 关键词：购物出行；影响因素；空间分异；Chow检验；丹东市 引言 长期以来，消费者行为一直是零售地理学及行为地理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1]，国内对其研究最初主要基于中心地理论，侧重于从商业供给的角度对商业网点的规模等级及空间分布进行理论与实证分析，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北京[2]、上海[3]、广州[4]等特大城市。随后的一些研究逐渐关注作为消费主体的城市居民购物特征，但也只是从居民购物行为的角度对商业中心地理论进行补充、完善与拓展，例如仵宗卿等以天津市为例，总结城市居民购物出行的空间圈层结构，创建以家庭为基础的中心地结构模式及研究方法[5]；柴彦威等基于上海市民购物出行的问卷调查，构建不同商品的购物出行等级结构，并与戴维斯的“商业中心等级子系统发展模型”进行对比，从消费者行为的角度把握以中心地为基础的城市商业中心体系的演变[6]；沈洁等基于北京居民消费行为的问卷调查，研究城市中心商业区的变化特征及发展问题等[7]。近年来，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及对生活质量的日益关注，对消费者行为的正面研究逐渐增多，研究视角也逐渐从关注物质层面的宏观汇总分析转向关注社会层面的微观个体分析，例如柴彦威等基于深圳居民消费行为问卷调查数据，分析不同类型商品的居民购物消费行为特征，提出低等级商品购物的三圈层结构和高等级商品购物的扇形模式[8]。翁桂兰等对深圳居民的酒吧消费行为进行初步分析，揭示酒吧消费空间的圈层结构模式[9]。王德等对南京东路消费者的基本属性特征及当日购物情况进行初步的统计，以地块为单元从空间角度探讨消费者的行为特征[10- 11]等。另外，在居民购物行为决策方面，柴彦威等初步构建购物决策因子偏好指数、认知度指数等购物行为空间决策的指标，从不同角度分析居民购物行为空间决策的主要因素及决策过程的主要特点[12]；并基于家庭购物行为决策的概念模型，建立购物出发时间决策和购物目的地决策的条件Logit 模型，探讨其在相关政策评估和预测上的应用。李昌霞等运用认知行为方法揭示北京城市老年人购物决策过程中的评价性认知特征等[13]。综上所述，以往对居民购物行为的研究主要基于把一个城市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或比较不同城市居民购物行为的差异，较少涉及一个城市内部不同区位居民购物出行影响因素的空间分异。本文利用辽东学院地理小组在2010年5—6 月进行的丹东市居民活动日志调查数据，以居民对购物地离家的感知距离作为因变量，居民的个人社会经济属性、居住空间属性、购物活动情况等作为自变量，建立一系列的回归模型，探讨丹东市不同区位居民购物出行的影响因素及空间分异。 1．调查区域与研究内容 1.1 调查区域 本文以丹东市作为实证研究对象，根据不同小区的建设时间、住房类型、居民特征等情况选取10个具有代表性的居住小区，于2010 年5—6月由辽东学院地理研究小组对丹东市居民活动和出行情况进行问卷调查。选取的样本小区分别位于内城区、近郊区及远郊区，岛社区、单位社区、商品房社区以及经济适用房社区等不同社区类型（表1），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在选取的调查小区中进行随机抽样，各抽取60 户家庭，对家庭中16岁以上的所有成员进行调查，采用入户访谈与问卷留置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一共回收545 户家庭问卷，有效家庭数为520 户，共1 119 个居民，有效回收率达到86.7%。 表丹东市调查小区概况 编号 小区名称 区位 小区特征 问卷回收率/% A 世纪园 市中心 商品房小区 83.33 B 市政府 市中心 事业单位社区 83.33 C 七道沟 北部近郊 老房小区 78.33 D 月亮岛 东北近郊 带有福利房性质的以教师为主的同质社区 98.33 E 西湖城 新城区 新建成区机关单位社区 75.00 F 韩国城 南部近郊 企业单位社区 90.00 G 龙泉家园 西北远郊区 镇内新建商品房社区 83.33 H 御景苑 靠近市中心 新建的商住性混合型社区 90.00 I 知春园小区 市中心南部 经济适用房社区 100.00 J 金海 市中心东部 新建商品房社区 85.00 1.2 研究内容 问卷内容包括家庭属性、个人属性及活动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