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制史(先秦).ppt

全书计5卷53目，共约7万字。前有作者自序。序言一开头就提出写作此书的动机与目的：“狱事莫重于大辟，大辟莫重于初情，初情莫重于检验。盖死生出入之权典，直枉屈伸之机括。于是乎决中。”意为所有的案件审理中，最重要的就是死刑的判决。而要对犯人判处死刑，最要紧的就是要查明案情的线索及实情，而要弄清案子的线索和实情，首要的就是要依靠检验勘查的手段。因为人犯是生是死，断案是曲是直，冤屈是伸张还是铸成，全都取决于根据检验勘查而下的结论。 “礼”的渊源与发展 作为一种言行规范，“礼”最早源于氏族时代的祭祀风俗。在阶级明显分化、国家形成以后，一部分反映等级差别和专制要求的精神原则逐渐从具体的礼仪形式中被抽象、概括出来，形成了一系列指导阶级社会生活的原则和规范，即“礼”的抽象原则；而那些带有象征意义的各种礼仪，则仍保留在制度层面发挥作用。 根据史籍记载，在夏、商时期，作为言行规范的“礼”就已经存在。孔子就曾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这说明在夏、商、西周的礼制之间，存在着密切的渊源关系。特别是在西周初年，经过“周公制礼”以后，周礼成了一个庞大的“礼治”体系，在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挥着广泛的调节作用。 周礼的性质与作用 《礼记》说：“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祭祀鬼神，非礼不诚不庄”。 可见，在西周时期，在国家行政、司法、军事、宗教、教育，乃至伦理道德、家庭生活各个方面，都有“礼”的调节和规范。 一般而言，“礼”大体上包括抽象的精神原则和具体的礼仪形式两个层面。作为抽象的精神原则，诸如“忠”、“孝”、“节”、“义”、“仁”、“恕”等，都是“礼”的基本内容。从精神原则方面看，“礼”的核心在于“亲亲”和“尊尊”，在于强调等级名分、等级差别。从具体的礼仪形式方面看，“礼”通常有“五礼”、“六礼”和“九礼”之说。 西周时期的“礼”与“刑” 西周时期的“礼”与“刑”都是当时维护社会秩序、调整社会关系的重要社会规则。二者相辅相成，互为表里，共同构成了西周社会完整的法律体系。 其中，“礼”是积极、主动的规范，是禁恶于未然的预防；“刑”是消极的处罚，是惩恶于已然的制裁。也就是说，“礼”总是从正面主动提出要求、对人们的言行作出正面的“指导”，明确要求人们应该作什么、不应该作什么，可以作什么，不可以作什么； “礼”的功能，重在“教化”。“刑”则相对处于被动状态，对于一切违“礼”行为，进行刑罚处罚。即所谓“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出礼则入刑”。“刑”的功能，重在制裁。 “三赦之法” 西周时期有“三赦之法”： “一曰幼弱，二曰老耄，三曰蠢愚。” 对于这三种人，如果触犯法律，应该减轻、赦免其刑罚。 区分故意与过失、惯犯与偶犯 西周时期，观念上和制度上已经开始对故意犯罪与过失犯罪、惯犯与偶犯进行明确的区分，给予截然不同的处罚。 据史籍记载，当时有“三宥之法”，对三种情况下的犯罪要宽宥、原谅：“一曰过失，二曰弗知，三曰遗忘”。这种制度说明当时对于过失犯罪、对于犯罪人主观恶性上的差别，已有较清楚和深刻认识。 在一些先秦典籍中，还有关于区分故意与过失、惯犯与偶犯的记载。如《尚书·康诰》中载“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终，自作不典，式尔，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杀。乃有大罪，非终，乃惟眚灾，适尔；既道极厥辜，时乃不可杀。”其中，“眚”是指过失之意，“非眚”即是故意。“惟终”是指惯犯，“非终”则是指偶犯。 罪疑从轻、罪疑从赦 “罪疑惟轻”、“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是中国上古时期、夏以前关于疑罪从轻的记载。说明在中国历史上，审慎用法，有极为悠久的传统。 西周时期，为保证适用法律的谨慎，继承和发扬了这一传统，在司法实践中贯彻和推行“罪疑从轻”、“罪疑从赦”的原则，对于疑案难案，采取从轻处断或加以赦免的办法。《尚书·吕刑》载：“五刑之疑有赦，五罚之疑有赦。”这正是罪疑从赦原则的具体说明。 据《周礼》记载，西周时期还有“三刺之法”，凡是重大或疑难案件，要经过三道特殊的程序来决定：“一曰讯群臣，二曰讯群吏，三曰讯万民。”说明西周时期对司法审判，特别是重大疑难案件的慎重。“罪疑从轻”、“罪疑从赦”原则的推行，也是西周“明德慎罚”思想的具体体现。 西周时期“刑罚世轻世重”的刑事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