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史记·伯夷列传》看司马迁对隐士和归隐的看法.docVIP

从《史记·伯夷列传》看司马迁对隐士和归隐的看法 　　【摘要】《史记 中国论文网 /7/view-7140498.htm 　　【关键词】司马迁；史记；隐士；辩证观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5）08-212-02 　　隐士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鹤立独行的群体。在历史的潮流中，他们若隐若现，却长存青史。范晔在《后汉书》中阐释士人归隐的原因道：“或隐居以求其志，或回避以全其道，或静己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俗以动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清。”或许是气性高节而不与现实污浊为伍；或许是在洪流般的政治风波中明哲保身。尽管归隐的心态不同，但不可否认的是，归隐情节不仅是历代士人所追求的境界之宗，并且是中国文化中一种另人倾慕的精神语境。司马迁在《史记》中也表达了自己对于隐士以及“归隐”的看法。 　　一、得仁而有所怨，司马迁的同情与褒赞 　　《史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表达了对伯夷叔齐的肯定态度。但他又补充道：“余悲伯夷之意，睹轶诗可异焉。”可见其与孔子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首先，司马迁用一“悲”字表达对以伯夷和叔齐之类的隐士的经历的感受，区别于孔子所谓”得仁”而“又何怨”，即“得仁”而“有所怨”。 　　司马迁有着与伯夷和叔齐相似的经历。他们都是反对当政者的不礼的暴力施政，他们都执著的坚持着自己的思想。司马迁感叹着为什么历史上的人才都不能被重用，他发出了“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伯夷和叔齐是不可否认的善人，然而终以饿死收场，司马迁在批判天道，其实也是在批评君道。他认为自己和伯夷叔齐一样，都生不逢时，所以悲从中来。正是司马迁这种曲折的经历使他与这些先贤在坚持个人主、不畏强权的领域达成了一致，所以他同情、赞美伯夷和叔齐，“悲伯夷之意”。 　　二、湮灭而不称，司马迁的怀疑与思考 　　司马迁对于伯夷与叔齐对“仁”的执著大加赞赏，但他却对于他们归隐乃致“不食周粟”绝食而亡的具体做法却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们可以以《屈原列传》做对比，在《屈原列传》中，司马迁的赞美之情溢于纸上，并且多用抒情手法，毫不掩饰自己的钦佩之情。但在《伯夷叔齐列传》中，司马迁仅用叙事手法将他们的一生潦草带过，随即又将笔触延伸至颜渊一事，通过伯夷叔齐与颜渊的类比而感慨：“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岩穴之士，趋舍有时，若此类名湮灭而不称，悲夫”。归隐虽能内向性地修身达仁，但若不是因为孔子的褒奖，那么世人可能早就忘记了伯夷和叔齐二人了，如此而湮灭于历史之中，岂不更加可悲？可见，司马迁对于伯夷和叔齐的具体“达仁”的做法有着自己的怀疑和思考。 　　司马迁将伯夷和叔齐的遭遇根源就在总结在一个“怨”字之上。司马迁试图揭开的就是他们归隐之后的隐痛。他深刻地感知到了隐士行为的结果与原因的悖论――初心是对世界怀有强烈的尝试的欲望，但最终不得不以彻底脱离社会和政治告终。他们不是无怨的，相反，他们的怨之深、情之切是世人所无法理解的， 　　同时，司马迁打破了归隐传统在历代文人中所形成的文化接受模式和心理默认定式。自古以来，每当提及隐士之名节，往往如数家珍的列举着深山名士的名单和事实，往往以隐士的名字来牵强的符合归隐的高洁。这是一种传统，亦可以说是心理传承。当我们把陶渊明、伯夷和叔齐、苏东坡甚至孔子放在同一个历史平面上来看，会豁然发现，他们在归隐方式上各有不同，但在归隐心态上却从本质上存在着一致性。并非沽名钓誉、也非徒想安逸，他们是在用行动来体验着一种精神的放逐。在放逐中不断的认识自己，认识世界。在司马迁看来，虽然归隐作为一种的群体现象是值得认同和赞许的，但要体悟真正的归隐，必须从动机着手，这也是司马迁为何在列传的开篇先引列孔子之言，随后表示自己的怀疑，然后再阐述史实的原因。在他看来，伯夷叔齐的归隐行为并非及仁无怨，实际上是基于积怨过深而采取的消极抵抗。隐士不同于英雄，他们并不积极地改变世界，而是选择离开。这或许是一种无奈的权宜之策，但又何尝不少了几分项羽乌江自刎、屈原汨罗投江的壮怀激烈，所以，归根结底，他们某种程度上是固守着个人精神世界的高洁品质的失地者或是失国者。 　　司马迁还从某种意义上一言道破了伯夷叔齐经历中的悲剧性。司马迁在《伯夷列传》中说到关于伯夷和叔齐的经历时，他所悲的是他们的德行不能被彰显，他们的名声不能被远播，在他认为，这不仅仅是社会悲剧，还是性格悲剧。性格悲剧最终战胜了社会悲剧，因为隐士的性格在历史中具有其独特的地位。一方面，他们的性格特征具有明显的群体表征，这是一种强大的人格魅力，熏染着世人；另一方面，隐士的性格中的隐忍也是软弱的一种表现， 　　所以，司马迁对于隐士的态度就是这样辩证的，他一边肯定着他们的固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