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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辛酉政变的分析 　　摘 要： 19世纪中后期，清廷内部爆发了一场权力之争，导致统治集团的分化。1860年9月，咸丰帝逃到热河，并于1861年8月病死。遗命肃顺、载垣等八人为“赞襄政务大臣”总摄朝政，辅佐年幼的儿子载淳。慈禧太后和奕等人联合夺取了最高统治权，史称“辛酉政变”。 中国论文网 /4/view-7023821.htm 　　关键词：清廷 权力之争 辛酉政变 　　中图分类号： G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5）05-0098-01 　　一、咸丰帝之死 　　1860年（咸丰十年）9月，英法联军进攻北京。咸丰帝带领皇妃、皇子和一批王公大臣逃往热河，这样朝廷内部形成了两个政治中心：在热河肃顺等人总揽大全，在京师以恭亲王奕为首的大多数官僚掌权，咸丰帝在逃离京师时，令奕以钦差大臣身份留守京师，以办理抚局。而奕的外交活动令咸丰帝非常不满。随局势吃紧，咸丰帝自知重病难愈，让肃顺拟遗诏，任命肃顺、端华、等八人为“赞襄政务大臣”，而把奕排挤出领导核心之列。咸丰帝“厌廷臣习于因循”，肃顺又善于揣摩帝意，致使一批显赫朝臣被排挤出局，如周培祖等。肃顺等人与奕和慈禧太后的矛盾也在发展。早在京师时慈禧就干政，时常喜欢代皇帝批阅奏折。这种霸道好胜的作风自然会引起肃顺等权臣的不满。在热河咸丰帝曾在病重时与肃顺商讨身后事，语及慈禧，多有中伤之处。他说：“帝晚年颇不满意于慈禧，以其佻巧奸诈，将来必以母后擅权，破坏祖训”，并与肃顺密谋，以赐死待之。这事传到了慈禧太后的耳朵里，所以她对肃顺等权臣恨之入骨，而肃顺等权贵在热河也是飞扬跋扈，早已激起慈禧太后的怨恨。她认为，与其坐以待毙，还不如先发制人。这是她发动政变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对于慈禧来说，生死在此一举，如果成功，既能掌权，又能除掉肃顺等权臣，以解自己心头之恨。 咸丰帝在皇子尚幼的情况下，费劲心机安排身后事。他既得把辅政大权交给可信赖的重臣，又得防止皇室宗亲发动政变。他利用宫廷中的各种矛盾，使各派势力互相牵制，以给皇子登基制造可靠的环境。为防贵妃日后以“母以子贵”之意排挤皇后钮轱禄氏，给了皇后一道手谕：“懿贵妃绝非善辈，切不可等闲视之，若她以后安分守己，应始终待之以礼，若她失行彰著，则可召集廷臣，宣旨赐死，以杜后患。”同时赐了一枚权力“御赏”印章。对慈禧太后期望她尽生母之责，对年幼的皇子谆谆教诲。为保证皇子继位后有实权，将“同道堂”印交给慈禧太后。不难看出，咸丰帝用心良苦，临终前做这种安排其意图在于牵制辅政大臣。另外，命肃顺等八大臣要：“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咸丰帝的亲信近臣们首先取得了万众瞩目的中枢大权。他是想借助这些有政治经验的亲信大臣的集体智慧，尽可能地辅佐皇子成就中兴之业。通过这种互相制约的制权之术，至少能防止八大臣借机篡权，不至于欺负年幼的皇子，以保证皇权牢牢地控制在爱新觉罗家族手里。从长远来看，这种制衡措施是不可能持久的，因为慈禧太后与肃顺集团两派势力都握有实权，在一定条件下矛盾必然会激化，最终必定会出现火拼的局面。 　　二、各种矛盾激化 　　咸丰帝于1861年病逝，载淳登上皇位。从此各派势力都在窥视着权力的宝座，伺机而动。尤其是慈禧太后不甘心拱手听命于辅政大臣。但以她当时手中的权力还难于肃顺集团抗衡。她必须要与奕合作，才有力量展开争夺政权的斗争。而奕没在辅佐之列，心中的怨恨就倾注于八大臣身上。所以奕和慈禧太后的意图一拍即合。斗争起初是由御史董元醇的奏折引发的，他写道：“现值天下多事之秋，皇帝陛下以冲龄践祚，所赖一切政务，皇太后斟酌尽善，此诚国家之福也！臣以为即宣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皇太后权理朝政，另简亲王辅政”。奏折显然导出了西太后恋权的心思，亲王辅政，导出了奕的心思。尽管如此，八大臣极力否决董元醇的奏折，反对皇后权理朝政。在这次廷争之后，慈禧太后表面上做出了让步，实际上是她的缓兵之计。肃顺集团也误以为经过他们的示威，已经风平浪静，自以为有先帝的遗命更加嚣张。在许多大臣眼中，他们似乎有“挟天子而令天下”的用心。另外，肃顺集团与朝中许多大臣的关系甚微，使他们逐渐处于孤立。特别是执掌兵权的一些实力派官僚，或明或暗地支持奕和慈禧太后，对八大臣却是阴奉阳违，由此看来，赞襄政务大臣表面上权倾朝野，实际上他们手中的权力缺乏稳固的根基，在辅政过程中，积累了较多仇怨，就很难经受政治风浪的考验。总之，咸丰帝的去世，使清朝最高统治集团内部原本存在的矛盾不断激化，两宫太后与奕合作部署，正式启动了政变的过程。首先，是借机削去载垣等人的兵权，1861年9月7日，慈禧太后以小皇帝名义下令对辅政大臣加官晋职，以示信任与重用。八大臣面奏慈禧太后时假惺惺地说：“因差务较繁，请将管理处所，恳恩酌量改派。”其意想讨好慈禧太后，而慈禧便顺水推舟，准其所请，乘机解除了八大臣的要职。此举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