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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中医:那些人,那些事 　　进步青年学中医，心中有疑惑 中国论文网 /4/view-7245324.htm 　　诗人朱湘1922年尚在清华大学读书，当时19岁的他，已名列“清华四子”之一，是清华校园里有名的才子。名声在外，就有很多热爱文学的青年给他写信。中医师高思潜便是其中之一。 　　高思潜是当时典型的进步青年形象――爱国，爱好诗歌，不过因为家境贫寒，十四岁就要外出糊口，他只有放弃文学上的爱好，专心学医，行医。但对他来说，行医并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他还有更高的追求――对中医药学进行更深的研究。他在给朱湘的信中说，“无论何人，若对于他的职业毫无兴趣，那他的行为便同机械的作用一般。” 　　学中医，高思潜有两个办法。其一是“通小学”――“小学”即是研究文字训诂音韵方面的学问。有了这些根基，才能明了古代岐黄（岐伯和黄帝，相传为医家之祖）、越人（扁鹊）、仲景（张仲景）所著医书的内涵。其二就是“通西学”，“以窥解剖生理之奥秘”。高思潜认为，只有深入了解中医经典，同时以西方医学的知识来观照中医，这样才能对中医学习做到不盲从。 　　在那样的年代，作为一个受到西方文明影响的进步青年，高思潜对于当时的中医状况是很不满的。他在信中向朱湘倾诉说，“阴阳五行之说，当然是谬妄虚诬的”，但社会上的多数人还是要维护阴阳五行之说。整个中医界，“完全是泥古的，抱残守缺，不肯创新。而乡下的中医师呢，则是不学无术，忽视中医经典的学习，叶天士不知是什么人，《温病经纬》不知是什么书，动手就是柴胡、桂枝，再进便附子、肉桂。”就这样，他们既谈不上继承，更谈不上创新，医术水平十分低下。 　　在这样污浊的环境中，高思潜十分无奈，他只好一面研究中医经典，给中医期刊《三三学报》撰稿，一面写诗解忧。 　　后来，他和朱湘的往来书信刊登在了《三三学报》上。这成为了研究中医难得的第一手材料――从高思潜的信中可以读出当时的中医状况、中医治学方法和中医师的修养，而朱湘的回信，则表明了知识分子对于中医的普遍态度。 　　朱湘说，他从小就听过很多中医的故事，这些故事半真半假，所以“我国医术的不可测已可斑见”。 　　不可测，就是灵异了。作为一个基本不懂医学的知识分子，朱湘的结论是，“这种灵异的发展如能再用科学的方法去整理一番，则裨益后世，这是我敢断言的。”所以，他希望高思潜能潜心研究中医治疗疾病的奥妙，把中国医学“整理得清清楚楚”。 　　名中医，大多是自学成才的 　　中医的传承，很大部分就是靠了这些高思潜尤为看重的中医经典。近代的很多名中医，和高思潜一样，并非出身中医世家。他们偶然对中医发生兴趣，想要学习中医，就开始翻阅古医典籍，然后自学成才。 　　有“京城四大名医”之称的萧龙友，就是其中之一。他童年时，由于其母长年有病，便留心于医药，经常翻阅古医典籍，每有心得即作笔记，日久后竟“积稿盈尺”。同时，他也会去药店求教医药常识。随着他的古文水平越来越高，中医理论知识也就不断丰富。 　　1892年，川中霍乱流行，省会成都日死八千人，街头一片凄凉，棺木销售一空。很多医生因惧怕传染，不敢医治。正在尊经书院求学的萧龙友就挺身而出，年仅22岁的他，同当地医生陈蕴生一起沿街巡治，用中草药救治病患，使很多病人转危为安。经此一事，萧龙友声名鹊起。 　　不过，对萧龙友而言，行医只是“副职”。他是传统的读书人，考科举、做官才是正经事。1914年，他奉调入京，在财政、农商两部任职，做官之余行医治病，传说诊治过不少有名的病人。 　　1916年袁世凯病危，萧龙友入总统府为其诊断。萧龙友切脉后，断定袁的病为尿毒症，提笔开了处方，必须服药静养。但那时内外交困的袁世凯如何能静得下来，便很快死去。 　　1924年，带病北上的孙中山病情日趋严重，难以饮咽，便请萧龙友诊治。他认为病根在肝，已呈现病入膏肓之态，非药可及。孙中山病逝后经过病理检查，果然死于肝癌。这说明萧龙友诊断无误，一时社会为之轰动。 　　医生当得太好，就不想做官了。萧龙友觉得，数十年宦海浮沉，倒不如行医于国有益。1928年，民国政府南迁后，他就毅然弃官行医，以北京西城兵马司胡同的宅院为诊病之所，正式挂牌开业。这也印证了那句俗话，“不为良相便为良医”。 　　专职行医的萧龙友，医名日隆，成了一代名医。1936年出版的《北平旅行指南》，书中“中西名医”篇记云：“萧龙友：为北平名医，惟年届古稀，精力就衰，摒去外缘，不再诊病。但亲友中有疑难大症请求者，间或出诊。” 　　萧龙友行医，出诊的价格是西城八元，东、南、北城路远加倍。车前面坐两个人，一是司机，一是管事。看完病把礼金交给管事。如果请去看完一个病人，顺便再给家中其他人诊脉，开个方子，便再加二元。他的方子以草药为主，药剂很大，价钱不贵，不大开贵重药，也不指定药店去买。 　　萧龙友的行医佚事，北平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