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刑诉法关于证人出庭的相关问题探析概要.doc

新刑诉法关于证人出庭的相关问题探析 长期以来，证人出庭率低是困扰刑事司法工作的一个突出问题，也备受学术界和实务界的争议。据相关数据显示，全国法院一审刑事案件中，证人出庭率不超过10%，二审案件的证人出庭率不到5%。为了有利于查明案件事实和维护被告人的质证权，新刑事诉讼法对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作出了重要修改和完善，规定了证人保护、证人补偿、强制出庭等一系列旨在提高证人出庭率的制度，体现了刑事诉讼立法上的一大进步。然而，在司法实践中，由于相关实施细则和配套制度的缺乏，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后仍然存在不少导致证人出庭难的问题，亟需引起重视并加以解决。 一、证人出庭难的原因解析 证人出庭难现象有其主客观多方面的原因，要彻底解决证人出庭难问题，必须在深刻剖析其成因的基础上对症下药。 （一）客观方面 一是证人保护制度不健全。 虽然出庭作证是证人的法律义务，但证人并非“圣人”，在证人保护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必然担心因出庭提供不利于被告人的证言而使自己及近亲属遭到打击报复，特别是一些重大暴力刑事案件，证人更是不敢出庭。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公检法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对打击报复证人的行为要进行严厉处罚，构成犯罪的还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这种规定只是偏重了对证人受到伤害之后的事后救济，忽视了事前事中的防范和保护，况且由于规定得太笼统，又缺乏必要的司法资源及配套制度，使证人保护制度根本落不到实处。 二是证人补偿机制的缺失。 1996年刑事诉讼法只是单方面规定了证人出庭作证的义务，而没有规定国家应给予证人相应的经济补偿。司法实践中，证人因出庭履行作证义务必然要支出交通、食宿等费用，在一些重大疑难案件中，可能还要持续、多次出庭，这样不仅会产生大量的经济支出，还可能影响到自己的工作收入、福利待遇甚至是职业保障。正是由于没有给予证人相应的对价，使得证人在出庭作证方面普遍缺乏积极性。 三是人口流动性大的现实影响。 我国服员辽阔、人口众多且流动性大，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流动人口占了很大比例。以广州市白云区为例，流动人口在80万左右，占总人口的51%，且外来人口犯罪现象十分严重。我国实行犯罪地管辖为主的原则，对于大量的流动人口犯罪，通常都是在犯罪地法院审理，而案件中的证人也有很多是流动人口，法院审理案件时他们可能远在外地甚至已更换联系方式，导致根本无法通知，或者即使通知得到但难以将其传唤到庭。 （二）证人方面 一是法制观念淡薄的“看客心理”。 我国现代法治起步较晚，民众法律意识长期处于较为薄弱的状态，尽管近年来民众法制观念有所提高，但仍然受旧社会传统观念的影响，不愿意“惹上官司”，不想“得罪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因此，尽管自己亲眼目睹案件事实，也只愿意充当“看客”，不愿履行作证义务。即便证人在法律压力下愿意提供证言，但也只愿意出具出面证言，而不愿出庭作证。 二是害怕遭到打击报复的“畏证心理”。 实证研究表明，证人担心受到打击报复是其不愿意出庭作证的一个重要原因。面对涉嫌犯罪的被告人，特别是一些穷凶极恶的暴力犯罪被告人，证人难免心存顾虑，担心自己及近亲属日后遭到被告人的打击报复。现实中也确实发生过这样的案例，例如，因盗窃、抢劫、敲诈勒索等数罪被判入狱的刘迎儿在刑满释放后，将入狱的一切责任全部归在了曾经指证过他的白姓一家身上，于2010年9月30日手持斧头、菜刀、铁叉等多种凶器连杀白姓一家七人。面对这样的风险，倘若国家没有一套完备的证人保护制度并得以落实，证人不敢出庭作证的现象将很难改变。 （三）司法机关方面 一是公诉人对证人出庭持担忧态度。 由于不同时期证人心理、记忆准确度的不同，证人当庭证言具有高度的不可预测性，也会直接影响到控辩双方的局势，若证人当庭证言与其在侦查阶段提供的书面证言不一致甚至出现矛盾，将使公诉人面临更大的压力。 二是法官对证人出庭作证持消极态度。 理论上讲，法官基于中立的立场和查明案件事实的出发点，对证人出庭作证应该持支持态度，但是在司法实践中，通知证人到庭、交叉询问证人、多次开庭等无疑会延长案件审理时间，加大法官工作量，基于审限的压力以及法院系统特别是珠三角一带法院“案多人少”现象极为严重的严峻现实，法官普遍对证人出庭持消极态度。 二、新刑诉法对证人出庭制度的完善 （一）明确应当出庭作证的证人范围 新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且该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根据这一规定，证人是否应当出庭作证，主要取决于三个方面：一是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诉讼代理人是否提出异议。如果控辩双方对证人庭前书面证言都不持异议，则证人没有必要出庭。二是该证人证言是否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如果只关系到一些细枝末节，对被告人定罪量刑没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