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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共预算和国家治理 　　中图分类号：DF2文献标志码：ADOI：103969/jissn1008-435520160103 中国论文网 /9/view-7253674.htm 　　我们知道，我国经过30年的社会经济变迁，其实对国家治理构成很大的挑战。我相信大家都意识到：需要一个适应经济社会变迁，重构整个国家的治理。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明确提出了要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我觉得不仅是建设法治政府，最好是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一起建设。我也在学校做行政工作，我发现中国不仅是政府依法的问题，其实社会也需要建成法治社会，所以这块也非常关键。 　　我的主要研究领域是财政预算。三中全会公报发布以后，我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因为我当时还没来得及细看，他说里面有很多财政预算的内容，这是我们学财政的人比较受鼓舞的。比如，甚至连会计报告、资产负债表这些都写进去了，我们觉得是非常振奋的。 　　现在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是国家建设。我一直认为，国家建设有一些基本纬度，这点对我们学政治学的人来说比较熟悉。Charles Tilly在2008年写的一本书中认为，国家建设有两个基本纬度，即国家能力与政治民主。总结起来，应该就是面对现代市场经济。因为我一直认为市场经济绝不是像经济学教科书所描述的那样，是一个抽象的东西。我们要去透彻观察历史纬度，才能理解18世纪的政治思想家们为什么在那个历史背景下提出要建立有限政府，你才能够理解为什么这些年会出现国家与社会及市场的矛盾。面对市场经济，我觉得再提传统意义上的有限政府是有问题的。 　　当然强有力的国家必须在强有力的监督之下运作，也必须是依法运作。2007年我和林尚立老师出版过一本书，所持的就是这个观点。2008年我和王绍光老师发表过一篇文章，其中也有这个观点。我们研究近现代国家历史，发现有一个规律。在近现代国家转型过程中，财政转型是一个“牛鼻子”。通过改变国家取钱、分钱、用钱的方式，就可以实质性地改变国家的治理模式。所以我们认为，可以通过财政改革来推动国家治理进行实质性的转型。 　　其实，自有国家之日起，国家就要去收钱、用钱。即我们所说的现代理财。它在国家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却是在比较晚的时候。我比较佩服11世纪北宋政治家王安石。我知道一些历史学家都不太喜欢他，但我非常欣赏这个人。我问过一个很有名的历史学家，他怎么能在11世纪就构想出一个欧洲人实际上是在19世纪才建构起来的那套财政金融体系？我想写一篇英文论文，就叫“11世纪的治国理财思想”。比如王安石讲到“为天下人理天下之财”，“聚天下之人，不可以无财”。尽管财政活动一直非常重要，但直到19世纪才在治国中成为非常重要的制度，以后的200年时间里预算开始发挥着越来越多的功能，比如开始具备计划、宏观调控等等方面的功能。也就在这200年中，公共预算才逐步发展成为现代国家治国最基本的制度。这里有一个来自美国的案例。美国就是在20世纪初才构建起这样一套现代预算制度。有一个中国人看到了美国的这场改革，他就是马寅初先生。所以他当时写了一篇博士论文，题目是《纽约市财政》，最后一页他写了一句话：“如果我的国家也产生这样的改革，将对国家产生深远的影响。” 　　西南政法大学学报马骏：关于公共预算和国家治理财政和国家治理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我们可以追溯到1917、1918年的一场争论。国家取钱有不同的方式。财政社会学一直有一个隐蔽的假设，说只有采取税收这种国家取钱的方式才能有好的治理。我们用跨国数据验证以后得出结论，至少在现有的数据背景下这个理论是成立的。当然我们希望找到更长时间序列的数据，最好有一百年的跨国数据才能说这个因果关系是真正成立的。这是一个简单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国家税收越规范，相对来说治理水平也就越高。 　　一个国家进入现代税收国家阶段，会提出一个建立现代公共预算的要求。王绍光老师从财政的角度解释近现代国家时，就是先到税收国家，然后再转向预算国家，也就是按照现代预算制度来治理的国家。 　　由于时间关系，我只简单从三个纬度来讲国家能力。 　　一、国家能力必须有一个最基础的预算能力 　　其实国家能力方面有很多讨论，有很多界定，但如果没钱，国家怎么有能力呢？当然有了钱还不一定有能力，还得取决于你用得好不好。历史上我们发现有很多汲取资源和利用资源的方式，也就意味着有很多不同的理财方式，而不同的理财方式就意味着不同的治国能力。只有现代预算制度建立以后，现代国家的治理能力才显著得到提升。这是财政史、预算史研究已经得出的结论，这是两位预算史上大师级人物的结论。1990年，Schick写到：“毫不夸张地说，一个国家的治理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预算能力。如果不是因为有了现代预算制度，现代国家不可能有效地承担这么多的职能。” 　　二、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