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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怀一切需要关怀的 　　一 中国论文网 /5/view-7080131.htm 　　 　　 似乎有那么一段时间了，人们开始关注“散文诗”。新文学诞生以来，这种文体一直被赋予了一个奇怪的属性，要么是作为“诗歌里特殊的一类”，是“用散文体写成的诗”，要么是作为“散文里比较靠近诗歌”的一种，总之它在我们这里被单独地拎出来，搁置在“诗歌”与“散文”之间，成为一个暧昧的、边缘的、兼有两种属性的东西。但这本身并没有使它左右逢源，相反让它有了无处归属、无法归类的尴尬。 　　 但问题还不止于此，“散文诗”这种概念和说法里，可能还包含了某种隐秘的来自无意识的轻视。说白了，有人会将之理解为一种有“过度修辞嫌疑”的“花边文学”。当年鲁迅先生的反讽与自嘲，似乎是不无背景和理由的。之所以会这样，归根结底是因为散文诗的写作与其它文类的成就相比，确乎有发育不太充分的一面，或者至少其历史是不连贯的――在《野草》那样辉煌的开创之后，出现了长久的断档。散文诗之所以没能孕育生长为一种伟大的文体，原因固多，但实际上任何一种文类的显赫与否，归根结底恰在于是否出现了伟大的作家――就像因为荷马和但丁，史诗成为了一种伟大的文体，因为莎士比亚和莫里哀，戏剧成为了近五百年中再度复兴的伟大形式一样，只有伟大的创造与杰出的文本，才能确立一个文类的地位。如果没有屈原，“骚体”作为一种长句式的抒情诗在两千年前能否成立，便是十分可疑的，因为那个年代只流行《诗经》中那种简朴的修辞和短促的句子，因为有了屈原，骚体这种华美的、抒情的、繁缛富丽的、大体量和长句式的写作，才被确立。 　　 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散文诗之所以一直处于被忽视和被压抑的处境，或许就是因为缺少特别强大的、能够确立这个文类的作家和诗人。因为更多时候，写作者只是注意到了它在语言、修辞与体式上的特殊性，而并没有将其当作一种“真正的诗歌”来对待。可是对于真正的诗人来说，无论是史诗体、诗剧体、散文诗，还是其它的诗歌形式，都无疑属于诗而不是别的。中国古代的诗歌在抄录或印刷的方式上都不是“分行排列”的，赋体和后来的骈文更不会分行，还有句式和押韵都不那么严苛的乐府和民歌，它们在文体上又应该如何归类？当代诗人中，海子就较多地尝试过诗剧的形式，第三代诗人中的钟鸣、李亚伟等都使用过散文体，西川自九十年代以来一直多用不严格分行的“准散文体”，但他们的作品无疑都应该是属于“诗”。 　　 然而，哪些诗人是“散文诗人”呢？上述诗人的作品能不能称为是“散文诗”呢？假如他们自己声称，自然没有问题，但假定他们不愿意这样认定――比如西川可能从来都没有承认过他的作品是散文诗，那么还是很难界定。所以，从根本上说，当代散文诗要想改变一直被人们当做一种“准文体”的命运，不再被当作“修辞游戏”，其实就是在等待杰出的写作者，等待他们用无可置疑的作品，来奠定其无可替代的地位。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读到了周庆荣的诗歌，他不止认真地承认自己的作品是属于“散文诗”，而且大张旗鼓地倡导散文诗，从文体上不遗余力地推助散文诗。从他的作品中，我感到了一种抱负，一种久违的力量，一种思想的厚度，一种气度与襟怀的宽广，还有语言的强度与质地……总之我看到了一种对于散文诗和诗人周庆荣而言对等而共在的机遇，他们之间会互相成就的可能。同时，读这些作品我也想到了一句话，一句化用自昆德拉的话――他曾说“发现能够发现的一切，乃是小说唯一的道德”，现在我尝试这样套用，“关怀能够关怀的一切，乃是诗歌唯一的使命。”庆荣的诗歌确乎具有了这样的高度，我们没有办法不给予认真的对待。 　　二 　　 　　 我想首先尝试谈一谈周庆荣诗歌中的“自我”，即他的“主体想象”或“自我设定”的问题，这很重要，因为自我的设定对于写作的动机与格局而言，常具有绝对性的意义。我读周庆荣作品的时候，时常会觉得他特别的强大，这样一个强大的主体对于写作而言当然是重要的，有时候又是很危险的。这个问题很复杂，让我尝试着将它梳理一下。 　　 在当代诗歌写作中，诗人主体的身份设定经历了十分漫长的变化，我们时常会看到这样的现象，假如主体是比较渺小的，他容易把诗写得非常有意思――当然诗人是“假扮”各种角色，有人喜欢扮演渺小的角色，喜欢关注蚂蚁，关注微观世界，关注小的存在，关注弱小的生命;有的诗人就关注宏大的、形而上的事物，比如说海子。我以为海子一生作为诗人，在潜意识里他一直是一个王，一个王者。他的诗论里面也不断地提到诗歌的王、王子，还有一些是英雄，等等。他对诗人做了不同的理解、不同的区分和不同的定义，他自己的镜像即他给自己的一个定位，就是一个王，所以他才写了很多巨大的长诗。长诗的空间想象和时间想象都是巨大的，以此确立了他作为一个诗歌之王、语言之王的地位。当然有时候他也很抒情、很娇小，但是我们看他的长诗，看他的一些代表性的抒情诗，比如说《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