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的转化-从群众到暴民.docVIP

危险的转化:从群众到暴民 　　一 中国论文网 /7/view-7149557.htm 　　美国知名传播学者约翰JohnDurhamPeters）曾在其著作中写道：“当前与过去的某一时刻联系起来之后，其意义就清晰易懂了，过去的这个时刻和现在有暗中相合之处。……罗马帝国和法国革命，相隔几乎两千年，可是其联系之密切，超过了1788年和1789年的联系，虽然这两个年头只相隔一年。”[1]放眼宏阔的历史时空，此言非虚。至于彼得斯言及罗马帝国与法国革命之关系密切，至少有一种要素可以使二者联系起来―――此即是令无数西方思想家为之困惑不已的―――“群众”。其实不仅仅是罗马帝国，在此之前的古希腊时期，群众已然成为当时政治家们头疼不已的难题。地米斯托克力是古希腊时期一位战功赫赫的将军，在其军事生涯的盛期，曾受到万千民众的拥戴与欢呼，而其晚年，大致同样的一群民众，用“陶片流放法”将其放逐，使其客死他乡。无独有偶，当1770年，年轻的奥地利公主玛丽方的“时尚法国范”，约19年后，同样的城市，同样的街道，同样的民众，以排山倒海的声势讨伐他们的王妃。 　　不同的时空，相似的场景，群众均成为彼时彼地的主角。近半个世纪以来，群众理论虽算不上西方学术界的热点，但也以其牵涉的广泛性，颇有些引人注目。若简单划分，西方学者有关群众及其理论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两种路径：其一是心理学范式，最著名者当然是大名鼎鼎的弗洛伊德，其代表作《群体心理学》是此类研究的典范之作；1970年，美国学者、马里兰大学教授托德TedRobertGurr） 的著作WhyMenRebel主要阐述了群众暴力问题及其心理成因（“相对剥夺感”的增强），晚近（1981 年） 的研究性著作则有罗马尼亚裔法国学者塞奇Serge Moscovici） 所著《群氓的时代》，这是一部学术史著作，更准确地说，是一部群体心理学的学术史。其二是政治学范式。1951年，汉娜“成功”，并将“群众”与“暴民”作为两种重要的政治范畴加以论析。艾瑞克1959年的《原始的叛乱》对群众问题亦有探讨。英国政治学者约翰麦克莱兰（JohnS.McClelland）的《群众与暴民：从柏拉图到卡内蒂》可以说是一部政治观念史，作者在书中通过阐述柏拉图、李维、塔西佗、马基雅弗利、孟德斯鸠、吉本、卡莱尔、米什莱、泰纳、塔尔德、勒庞、弗洛伊德、卡内蒂等16位群众理论家的思想，展示了“群众”观念在欧洲思想史上的变迁。 　　二 　　依据约翰 总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思想家出于不同目的鼓吹群众，如马基雅弗利、米什莱、西盖勒、索列尔、希特勒、卡内蒂等；而另一类更多的思想家则是对群众心存疑虑，忧虑、鄙视、恐惧、排斥，如柏拉图、勒庞均如此。因为在他们看来，群众因其素质低下，不能明白是非，更重要的还及其容易受到蛊惑，而随时随地都有可能演化成为暴民，对现存秩序构成严重威胁。 　　麦克莱兰认为：“柏拉图关于民主的言论全都适用于群众，他就群众所说的一切也适用于民主，因为雅典的宪法使民主和群众浑然统一。”[2]换句话说，在柏拉图的视野中，民主与群众是“一体两面”的同一个问题，雅典民主的困境亦是群众困扰人们的表现。柏拉图对民主政制的反感，也恰恰体现了他对群众的极其厌恶。民主观念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思想观念之一，公元前8―6世纪之间诞生于古希腊。从语义学上讲，民主有两个独立的希腊语组成―――demos意指“人民”，kratos意指“统治”，二者合二为一组成demokratia，后演化成democracy一词，即民主，也就是人民进行统治的意思。[3]然而，自诞生以来，大约2800年中，民主的观念仅仅在两个阶段被认为是“好的”―――雅典时期实行民主政制的两个世纪以及19世纪以来的现代社会。在其余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民主”都背负恶名，在柏拉图的视野中，尤其如此。 　　在柏拉图看来，民主的观念鼓吹所有群众都可以参与政事，这是不合理的，因为人生下来就禀赋不同，差异颇大，有些人是不适合参与公共事务的。“他们虽一土所生，彼此都是兄弟，但是老天铸造他们的时候，在有些人的身上加入了黄金，这些人因此是最可以宝贵的，是统治者。在辅助者（战士）的身上加入了白银。在农民以及其他技工身上加入了铁和铜。但是又由于同属一类，虽则父子天赋相承，有时不免金父生银子，银父生金子，错综变化，不一而足。上天因此给统治者的命令最重要的就是要他们做后代的好护卫者，要他们极端注意在后代灵魂深处所混合的究竟是哪一种金属。”与将人分为禀赋有较大差异的群体相关，柏拉图认为政治制度可以划分为五种：王政或贵族政制、斯巴达或克里特政制、寡头政制、民主政制、僭主政制。他认为，前两种如果有受过很好教育的人担当，必然是好的，是“受到广泛赞扬的”，而民主制与寡头制相对，并不可取，因为实行统治的是没有受过良好教养的平民，“铜铁当道，国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