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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权私有收益对企业创新投入与模式的影响研究 　　内容摘要：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2008-2013年上市企业的数据，实证分析了控制权私有收益对企业创新投入与创新模式选择的影响。结果显示，控制权私有收益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具有阻碍作用；控制权私有收益对不同创新模式的影响存在差异，即控制权私有收益越高的企业倾向于选择探索式创新，反之倾向于选择开发式创新。 中国论文网 /8/view-7242851.htm 　　关键词：控制权私有收益；创新投入；创新模式 　　Berle Means（1932）[1]基于分散股权结构下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所产生的委托代理关系一直被当作现代公司治理的基本研究范式。然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股权集中现象，尤其在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La Porta et al.，1999[2]）。在我国企业股权普遍高度集中的情况下（肖作平，2011[3]），股东和经理之间的第一类代理问题并不严重。利益冲突往往出现在处于优势地位的控股股东和中小股东之间，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第二类代理问题成为公司治理的主要方面（La Porta et al.，1999[2]）。控股股东除了按照其股份比例从企业获得控制权共享收益以外，还能凭借控制权独自享有私有收益份额（Grossman Hart，1988[4]）。有研究表明企业内部由代理问题引发的公司治理将对企业技术创新产生影响（OConnor Rafferty，2012[5]）。因此，控股股东对私有收益的追逐将会对企业的创新投资与创新模式选择产生影响。 　　本文以科技型中小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原因在于科技型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专有技术，创新能力强。其中，科技型中小企业是自主创新主体中最活跃的部分，目前，我国发明专利的65%、技术创新的75%与新产品中的80%以上都来自科技型中小企业 。因此，研究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公司治理因素对技术创新影响是一个重要而现实的问题。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对控制权私有收益与创新投入、创新模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提出了控制权私有收益对创新模式的影响存在差异的观点，从而丰富了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 控制权、现金流权分离与企业创新投资 　　中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一个典型特点就是控股股东手中的股权过于集中，控股股东通过金字塔结构、交叉持股与双重股权等方式构建复杂的控制链，使控制权与现金流权产生偏离，进而获取超过现金流权比例的私有收益。公司的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控股股东为获得控制权私有收益会采取非效率的投资行为，这样将造成公司投资行为与股东利益最大化目标的不一致（La Porta et al.，2000[6]），因此，股权集中状态下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的重要动因就是控制权私有收益（Claessens et al.，2000[7]）。当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偏离度低，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的第二类代理问题并不严重，双方利益趋于一致，出于“利益协同效应”，控股股东有动机提高公司的长期绩效水平，倾向于进行创新活动。当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偏离度增大，出于“隧道效应”，控股股东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动机增强，虽然创新投入能够给公司带来长远利益，但被第二类代理问题左右的控股股东为了控制权私有收益最大化，缺乏持续进行高水平创新投资的意愿（唐跃军，左晶晶，2014[8]）。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第一个假设： 　　H1：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偏离度与创新投资负相关。 　　1.2 控制权、现金流权分离与企业创新模式 　　根据研发活动的异质性，研发投资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探索式创新投资，另一类是开发式创新投资（Kamien Schwarttz，1978[9]）。探索式创新是企业用于技术储备，借助新知识和技术以迎合新兴市场所进行的创新（张建宇，蔡双立，2012[10]），一般研发周期比较长，具有较高的风险。开发式创新是企业近期能够使用或能够投放市场并将产生经济效益的研发项目，强调以满足现有市场为目标所进行的创新（张峰，邱玮，2013[11]），风险相对较低，可以给企业在短时期内带来稳定的回报。 　　控制权表示控股股东通过直接和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而拥有的对上市公司实际的控制程度；现金流权表示控股股东向上市公司实际投入的金额占全部资本的比重。根据投资与收益以及风险与收益对等原则，控股股东从上市公司获得的收益与承担的风险由现金流权衡量。当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偏离度高时，由于探索式创新不确定性较高，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提高，利益侵占成本降低，控股股东会利用手中的控制权将企业的资金投入到高风险、高收益的项目，因此，控股股东在探索式与开发式创新二者之间倾向于进行探索式创新。当控股股东的现金流权提高，控制权与现金